我没有学过经济学，但是我切身地感到：越是稀缺的资源就越是走俏，比如校园里的各种座位。食堂要占座，图书馆要占座，自习室要占座……尤其是上课教室更要占座。占座似乎已经成了每个人初进大学的必修课。
我也占座。我单讲在教室里的占座的故事。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忍心占座的。实话说，刚进北大的
那时是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看待占座的行为的，总认为占座破坏了学生享有公共教育资源的平等权利。但是抱怨和批评总不是办法，也无助于解决上课无位的不利状况，这时“变通”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我开始以为：用书本占座的行为是可以理解也是基本合理的。书本到了，说明人也到了。“不贴条”是我那时占座的原则，人到、书到均可，但是绝不干贴条子的事。这样解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禁锢后，我开始放心大胆地用书本为一些广受欢迎座位紧俏的课程占座。
首先选择实践的“阵地”是哲学概论，在文史109,下午7、8节，那学期老师是余敦康。老头儿讲课时教室总是坐满了人，连地板上都是，还有站着的，包括助教。好在我有一个学习精神可嘉的老乡，每到上课的日子，中午都去那个教室刻苦，顺便看守阵地。我便委托他帮我和室友占座。但是即使是专人看守，座位仍有失守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室友进了教室，发现座位已经被人占了，是人家非坐不可，并非老乡看守疏忽。当时我心中不免有些气恼，但是左思右想又不能把人家从座位上请下来，只有另觅别处。从那以后，我认识到了书本占座的风险性问题，开始学习老乡，每到上课那一天中午同去教室自习。
这么占了一学期。到了后来，我发现这种“亲临现场”的占座方法越来越不现实，时间冲突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人不去，书本安全也没有保障。我开始理解并同情那些贴条子占座的同学了。每天赶场般地上课也是很忙碌的，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还要赶到某个教室贴条子，也是出于无奈吧。后来，我干脆抛弃了“不贴条”的崇高原则，大大方方揣着透明胶带当起了贴条一族（我窃以为这在北大绝非少数民族）。
渐渐发现贴条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由于条子成本不高，被人撕了也不会倍感郁闷，大不了苦笑一声继续寻找座位。被人撕了纸条总比被人连书带座一并风卷残云去了好。不过直到我见识了真正火爆的占座场面，才知道要想在这种战斗中赢得胜利，必须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集体的团结力量，全方位多手段才行。
促使我对占座的认识达到这一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课程是大名鼎鼎的“金庸小说研究”。估计能把理教213这种个头的教室挤成罐头的除了这门课也就只有心理学概论、中国经济专题这类传统名课了。上过这门课和没上过的同学想必都已目睹耳闻，拥挤状况不必赘述。贴条在这种课堂上已经成了高风险行为，只有亲身上阵。每次上课之前，总是先和同学一起等候在教室门外，有几次还进到了教室里面。首先抢占窗台，以备实在找不到座位也有窗台可坐。一下课，就趁乱抢占还没有被提前占到的座位。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自身难保，有两次我最终也没有占到座位，窗台也都被人占满，只好坐在了地上。在这种“绝境”之中，求助同学就成了最好的方法，总有认识的人多占了座位以备同学不时之需。实在不行，暂时坐在被占了的空位上
也是一种应急方法。看着大家席地而坐的样子，孔庆东先生还开玩笑说：“大家别着凉，不行的话提一口气，没准还能打通小周天，对内功修为大有裨益。”
大学生活还有两年，占座的功夫估计也还没练到家。说实话，没有占座的大学生活肯定会轻松许多，也会乏味很多。传说西南联大时期占座已经颇为流行，直至今日，不占座的日子仍然很别扭。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学弟学妹还会奔忙于各个场合抢占座位，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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