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背诵中国古诗为考题考学生，结果，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连续20次听到的都是：“床前明月光……”，这样的尴尬让这位以钟情中国传统文化著称的理工科校长备受“刺激”。
2007年新年伊始，一本以“两岸三地学术精英历时五年合力编撰，系统完备、深入浅出的中国文化基础读本”为卖点的《中国文化导读》摆
“我们需要一部文化教材”
怀抱人文理想的张信刚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自然科学家，但他1996年出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却是向城大董事会主席董建华提出开设中国文化课程的设想。1997年，城大教务委员会通过此方案，从此，凡就读香港城大的学生，无论学习什么科系，中国文化课程都是必修课。在张信刚看来，“即使城市大学不是培养思想性、人文性专家的大学，但人文教育、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是21世纪专业人才所不可缺少的。”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一部教材。不是传统的教科书，而是可供大学生参考并自修的读物，让青年人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一个入门的途径。”张信刚为此邀请北京大学数位专家并联结港台学者，经过反复切磋，拟定了专题式的描述分析体例，论述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经过两年的试用及香港城大中国文化中心三年的教学实践与修订，《中国文化导读》最终定稿。如今，这部已在城大使用8年，并被香港电台评为2002年度“十大好书”之一的通识课教材以简体字版呈现在内地读者面前。然而，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书中的60万字内容。
“这样的教材，内地为什么没有早些出？”
1月10日，三联书店为《中国文化导读》的出版，召开了以“传统文化修养与通识教育”为主题的座谈会，有意思的是，与会者在热议该书的重大价值及意义时，纷纷发出这样的慨叹：“这样的教材为什么是香港城市大学出？内地为什么没有早些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座谈会上发表演讲时甚至措辞严厉地说：“这应该让内地所有的大学校长脸红，包括北京大学。”“现在全国1400多所公办大学有哪一所大学让所有学科的学生以《中国文化导读》为必修课？没有。城市大学一学期上课的学生有3000人，每年投入2000万，我们的重点大学哪一个肯做这样的投入？没有。”许嘉璐说。
内地高校传统文化通识教育陷入迷茫
这样的责问或多或少源于专家对当前内地高校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现状的忧虑。
何谓通识教育？通俗的理解是强调教育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要求学生在学习各自专业知识之外接受人文知识和人文素质教育，并以此培养他们的人格修养，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提升他们的格调趣味。近年来，当越来越多的大学校长为理工科学生写不出文从字顺的论文、文科学生读不懂古典文学而叹息时，内地诸多高校开始在素质教育试点、通才教育实验和公选课实验的基础上，探索通识教育――北京大学推出“元培计划”，复旦大学成立了本科学院复旦学院，清华大学等高校在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绩。而随着高校通识教育实践的深入推展，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开始愈加清晰地显现出来――通识教育拿什么来教学生？
“现在，90%的高校都开设了关于传统文化的通识教育课，”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对它们的评价却是“效果平平”。分析原因，他指出：“专门为传统文化通识课编写的教材现在还比较少，更多的是比较专门的教材，比如专为中文系学生的专业课编写，而它们本身并非是给非本专业学生编写的通识教材。”他同时指出，现在的传统文化课几乎都是“因人授课”，老师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哪方面懂得多就多讲些，不懂的就少讲甚至不讲。“这也是因为传统文化课涉及面太广，没有统一教材所致。”同时，也缺乏专家将其作为正规课程来建设。三联书店代理总经理张伟民同样认为，当前高校实施的通识教育尚处于探索阶段，远未达到科学完善的程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课程设置不尽合理，缺乏好教材。”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认为，内地大学对“通识教育”有一种普遍误解，即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因此在设计通识教育课程时，不是建设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而是片面追求通选课的范围和数量。大量增加通选课数目，导致学生选课时迷茫困惑并常常做出避重就轻的选择，人文素质教育因此流于表面。
应建立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
与很多内地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的寥无兴趣相比，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对他们必须拿的中国文化课程的6个学分却表现得热情高涨。据张信刚校长介绍，为了让学生随时、有趣、有效地学习“中国文化课程”，学校专门为这门课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组织了几十名辅导教师，每周每个教学小组要由教师领导讨论。同时，学校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除了文化常识外，学生可以在网上与导师交谈、聆听艺术家和学者的专题讲座，“学生在网上学习的时间超过了面授时间，考试也在网上进行。”张校长对这样的教学效果似乎很满意，现代科技在传统教学中的运用，使学生得以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灵活地学习中国文化，并以此启发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有数万学生念了这门课，毕业问卷都是正面的。种子已经埋下，什么时候发芽不能确定，应该会发芽的！”他肯定地说。
相对张信刚在通识教育上的身体力行，甘阳被称为中国思想界推动通识教育的代表人物。他现在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荣誉研究员，面对内地高校通识教育的现状，他提出，要落实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两大中心环节之一就是建立通识教育的“共同核心课”。他说，现在我们的通识教育出现两个倾向，要么各个专业谁都重要，谁都参与；要么谁都不重要，谁都不管。有鉴于此，一些专家大胆提出，大学人文教育应变“概论、原理加通史”的模式为研读古今中西原著经典的方式，拿出10-12个必修学分，精心设计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最基本的必修课，以经典(包括人文经典和现代社会科学经典)阅读为中心，建设大学本科人文教育的主干课程，作为全校本科生必修的“共同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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