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先进文化领军,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融通、时尚文化与民俗文化互补、娱乐文化与先锋艺术并存的地区,国际国内的专业民间文艺团体你方唱罢我登场;活跃在城乡社区的群众业余文艺队伍,每天都在为大众提供多种形式的文化大餐。当地人民对文化需求的满意度,就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这个地区就是北京市朝阳区。
这里,政府不负责提供“鲍鱼和龙虾”
朝阳区委区政府把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文化需求,列为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他们专门制定的《推进基层文化建设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确保文化政策向基层倾斜。为此,他们每年都有文化专款投向街乡社区村庄,并优先安排与群众文化利益密切相关的基层设施建设。在他们眼里,“这是在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石”。
首都的文艺家评论家说:“这样的文化政策,如同食品供应政策,政府不负责提供鲍鱼和龙虾,而只负责提供粮食和蔬菜。”这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朝阳区是如何正确处理基础文化设施同高档文化设施两者关系的。这样的政策促成了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由政府埋单、大型高档文化设施运用民间资本建设的新机制的形成。著名的大型高档文化园“欢乐谷”即是按照这种机制建成的。
记者来到这里采访的当天,这家公司正动工在“欢乐谷”旁边新建一座大剧院。公司副总经理郑维说:“剧院拥有1500个座位,舞台可以满足歌唱、舞蹈、戏剧、杂技等各种不同表演的需要。而高达一亿多元的建设资金,全部由‘华侨城’公司提供。”民间资本介入文化建设,为朝阳区集中财力进行基层文化设施建设,预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这里,低收入人群欣赏到顶尖级艺术家表演
在朝阳区,文化、图书、博物等群众熟悉的“三馆”,现在已经成为群众的三个“文化之家”。文化馆是面向全区人民的“文化艺术指导中心”。只要是生活工作在朝阳区的人,就可以享受到“中心”提供的服务,外地来京务工人员也不例外,他们希望改善晚间文化生活,“中心”就帮助他们培养放映员,提供放映机和影片,让他们自己为自己放映露天电影。青年打工仔希望了解莎士比亚描写的爱情故事,“中心”就请首都大学生为他们义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图书馆是面向全区人民的“图书中心”，专门设置的“流动图书车”每天都在城乡社区转。“中心”还请来专家教授，到社区讲解“国学经典”、“史学经典”、“古典诗词”、“传统蒙学”，同时组织志愿者在露天广场开办“英语大课堂”；创办《朝阳书友》，专门刊登读书心得笔记，散发全区，在民间架设起一座交流学习心得的桥梁。
博物馆是面向全区人民的“民俗民间文化研究展示活动中心”，每年定期开设的“传统节日系列讲座”、“农历节气系列讲座”，让稀里糊涂过节的人们“明白了中国的端午、中秋、春节比西方的洋节更有意思”，“懂得了节气与人体健康有关”。
“三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由国外民间艺术家唱主角的国际风情节，区内每一个低收入者都可以参加。一年一度的流行音乐节，将门票严格限定在10元一张的档次上。这个价位，让全区收入最低的人每年也能欣赏到中国流行音乐歌王和歌后精彩的演唱。昔日扮演过“小脚侦缉队”的居委会干部走上整合地区文化资源的前台以后，也可以享受到刘诗昆、李光羲、吴雁泽、赵葆秀等著名艺术家高水平的表演艺术。
这里，城乡每个社区都有图书室文化中心文化广场
现在，朝阳区每一个社区村庄，都有一个面积六七百平方米的文化中心，一个藏书10000册的图书阅览室和一个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并且环境条件都不错。设在中国电影家协会背后胡同里的和平街艺术馆，就比中国影协还要好。记者路过这里当天，馆内的8个协会，个个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城里人都夸各自的社区文化站，但同乡下的文化设施相比，城区的社区文化站仍然逊色。东坝乡的“东坝家园”文化站就了不得:有一个带两间阅览室和一个洗手间的小型图书馆，一个三四百平方米大小的排练大厅，一个1700平方米大小可以开展各门类文化活动的大平台，还有两三个篮球场大小的露天活动场地。记者来到这里那天，一群中青年男女正踏着宋祖英歌唱的节拍，排练新式秧歌；到了9点钟，又转入练习大合唱。乡文化站王站长说，这样的活动天天都有。他还经常到群众中收集素材，编成节目，组织村民排练，定期到公众场合演出。
再往下走，就进了农家。在金盏乡“富贵文化大院”，记者见到了女主人张富贵。她自己会唱黑头，热情好客的性格将本村会吹拉弹唱编写节目的农民都凝聚在了她的周围。她丈夫心甘情愿搞后勤。除了自娱自乐，“富贵文化大院”还应邀到乡上公演。最近又利用屋后一片狭长的空地，新盖了10间瓦房，背台词、排节目、化妆和休息的地方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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