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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兴奋剂历史回顾
早在现代奥运会诞生之前的19世纪中叶，就有过关于比赛选手服用兴奋剂的报道。186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游泳比赛中，就发生了参赛选手服用兴奋剂事件。1879年，又有关于自行车运动员在自行车六日赛中服用兴奋剂的报道。在1908年奥运会上，意大利马拉松运动员多兰多・彼得里跑到终点处虚脱倒地，被认为是服用了士的宁。从那以后，小剂量服用士的宁就常被用作一种兴奋剂。为了夺取比赛的胜利，运动员们互相效仿，滥用药物之风愈演愈烈。
1960年，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纳德・延森在进行公路自行车比赛时突然死亡。诊断确定他是因为服用兴奋剂而衰竭致死。这使国际奥委会痛下决心，要与兴奋剂作斗争。翌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在希腊雅典成立。
1964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对自行车运动员进行了小规模的药物检测，这也是首次在奥运会上进行兴奋剂检测。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和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第一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实施了全面的药物检测。实行药物检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同日益增多的滥用兴奋剂现象做斗争，但一些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以提高运动成绩的现象并没有杜绝。1967年，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自行车运动员汤米・辛普森在环法赛途中死于法国境内的旺图山峰。人们在他的衣服口袋中发现了尚未服用完的安非他明。
由于检测技术的进步，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后，服用安非他明等药物的运动员人数明显减少，但是激素类药物却开始被大量使用。虽然1974年，英国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雷蒙德・布鲁克斯教授的发明让激素类药物无处遁形。但近些年，运动员们又开始使用人体生长激素（HGH），这是一种因目前找不到合适检测方法而未被国际奥委会禁用的新型药物。
自1990年以来，国际奥委会开始统一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对滥用药物运动员的处罚标准，并为减轻昂贵的法律诉讼费用而建立了体育仲裁法庭。
中国严厉打击兴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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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览会上，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杨树安说，兴奋剂问题一直是国际体坛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是国际体坛的一颗根深蒂固的毒瘤，是体育界一种特有的腐败。反兴奋剂工作追求的目标就是维护“体育精神”。今年是北京奥组委备战奥运会的关键之年、攻坚之年，此时举办“历史与未来――奥林匹克反兴奋剂四十年”主题展览这样一个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京奥运会要通过高水平、高质量的兴奋剂检查、检测工作，让少数铤而走险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无处可逃，使奥运会比赛成为干净的比赛、纯洁的体育，进而充分体现北京奥运会‘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杨树安说。据了解，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第七次协调全会决定，为了支持北京奥运会的反兴奋剂工作，国际奥委会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大幅度增加兴奋剂检查的数量。预计北京奥运会期间将进行4500例左右的兴奋剂检测，这个数量比2004年雅典奥运会增加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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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安介绍，最近几年，兴奋剂问题开始出现从高水平专业运动员向青少年业余运动员、从竞技体育向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从体育竞赛向学校招生考试使用兴奋剂发展的苗头。目前的反兴奋剂斗争已不仅仅是净化体育赛场的问题，而且正在成为一个关系到青少年健康成长，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提高的问题。加强青少年反兴奋剂工作，首先要坚持“预防为主、教育为本”。要让广大青少年以及他们的家长了解兴奋剂对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提高他们自觉抵制兴奋剂的意识和能力。“我们反兴奋剂的斗争从未停止。”杨树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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