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不是宗教,争论了几十年。这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对接的时代条件下在话语转换中发生错位而出现的问题,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说即使有也不尖锐。同样,儒学是否是哲学,在古代也不存在问题。中国传统
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而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的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又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西方那样的独立哲学传统,只有整体性的思想传统和各具特色的学派。“中国哲学史”其实是中国学者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方法人为构造出来的,目的是实现与西方学术的对接,而中国历史上本没有这样一门代代相接的学问。西方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他们特别关注的认识论问题,都不是中国理论探讨的重点。但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苏联模式下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与唯心)和四大部分(宇宙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辩证法)的框架强加给中国的精神史,然后把中国的资料加以剪裁和拼接,填补到里面去,中国思想的活体硬生生地被肢解了,使得写出来的书没有中国意味,儒不像儒,佛不像佛,道不像道,更像西方哲学的中国版。我向来认为,孔子、老子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去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长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冯友兰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新原道》中阐释中国哲学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新原人》里提出四境界说,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用现代话语表现了中国精神,超越了西方哲学。
按照我的理解,哲学是穷根究底之学,宗教是安身立命之教;前者的任务是从宏观上认识世界,后者的任务是确定人生信仰。在西方,这两者分得很清楚,人们从哲学里寻求把握世界的智慧,而把信仰和道德交给宗教。在中国,儒、佛、道三家都把穷根究底与安身立命结合起来了。儒学有天道天理观、心性论、人格论、伦理观、苦乐观、生死观、修身论、政治观,既有信仰价值的层面,也有制度规范的层面,也有人伦日用的层面,还有民俗文化的层面。它的人道里包含天道,天道里融摄人道,体用一如、天人相依,而以人生哲学最具特色。就解释天人关系、人人关系、心性本质而言,儒学有哲学,它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智慧。就树立人生方向、确立价值取向、追寻真理的超越性源头而言,儒学也有宗教,它在中国对道德人心的维系,相当于宗教在西方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最普及的宗教并非佛教道教,其实就是天祖之教和道德宗教,它的基本教义就是敬天法祖和五常之德。
在今日世界范围的宗教对话和文明对话的大潮流中,儒学既可以作为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也可以作为宗教与其他宗教对话,事实上这两种对话都早已在进行之中。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儒教的中国”,儒学成了中国身份的文化标志。在香港地区有孔教,在韩国有儒教,在印尼、马来西亚有孔教会,在一个宗教影响着广大人口的国际环境里,在宗教信仰被明确表述为基本人权的氛围中,在西方将宗教等同信仰的主流意识影响下,儒学有时候获得一种宗教的身份是必要的。当然,即使儒学具有了宗教的形态,它仍然如康有为所说是“人道教”,而非“神道教”。
儒学有哲学有宗教,而又超越于二者。儒学既有哲学的深思,又有信仰的引导,它是为中华民族确立精神方向的学问,不是一般学术可比拟的。儒学的核心思想可称之为“仁和之学”: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它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宽容包纳精神、理性通达精神,中和协调精神,梁漱溟概括为“清明安和”四个字。它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绝少极端主义发生,也使得众多的思想学派和宗教,包括外来的学术和宗教,得以在中国生存与和平发展,形成中国文化多元通和的生态,儒学确有它巨大的贡献。假如儒学真是一种神道高于人道的宗教,而又长期居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那中国便很难有如此多样又如此和谐的信仰文化。同样的道理,在未来儒学如果成为主流宗教,既非中国之福,亦非儒学之福,它会异化自己,也会异化别人。我的结论: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儒学是东方式的伦理型的人学。守住人学本位,发扬人学精神,是儒学未来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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