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作为晚明革新思潮的策源者,他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也为晚明文坛树立了参照,成为晚明革新派作家的导师。“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汤显祖《读〈锦帆集〉怀卓老》),而最得李贽真传的人,则非“公安三袁”,尤其是袁宏道莫属。三袁才情文名倾倒一世,无愧“末季先驱”的自我期许。但一遇李贽,他们即甘愿立雪
在晚明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公安三袁与李贽的相逢与交契,可谓意义重大。他们的聚合,是惺惺相惜,更是一种千古知己宿缘前定式的遇合。李贽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传薪接火者,三袁昆季则如同得到了指路明灯。于是,随着一次又一次朝圣般的谒访,一次又一次智性超绝的晤谈,他们之间的师生友朋情谊随之加深,不同凡俗的灵心慧性得到洗涤与丰富。李贽对来访的三袁兄弟“殷殷不舍”,有时竟“留三月余”,然后是远送异地而别。不仅如此,名满天下的李贽对羽翼未丰的三兄弟极尽赞赏,说他们“皆天下名士”,尤其称誉袁宏道“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乃“真英灵男子”,并视他为自己的传法弟子。李贽的褒奖与揄扬,使公安三袁,特别是袁宏道,逐渐走到晚明大舞台的聚光灯下,进而成为文学革新派的执牛耳者。因此,三袁对李贽的尊奉与感戴,以弟子对师长、后进对先驱之谊为基础,但又远远超越了这种狭隘的个人情感因素。一般情况下,除了聚首晤谈中指津启秘式的精神关怀,李贽对三袁产生持久深入的影响,是他那“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使“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列朝诗集小传・卓吾先生李贽》)的著述。袁宗道称李贽为“龙湖老子”，认为他的诗作“纵横圆转轻古人,迁也无笔仪无舌”(《书〈读书乐〉后》),能够达到“不朽”境界,而他自己则以李贽的“赏音人”自居。在他写给李贽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话:“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李卓吾》)袁宏道在这点上与兄长的感受基本相同,他读李贽的《焚书》后曾赋诗说:“似此瑶华色,何殊空谷音!”(《得李宏甫先生书》)并谓其“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李宏甫》)。相比之下小修亦不落后,他偶尔见到李贽批评《西厢》、《伯喈》书,便称赞“极其细密,真读书人”,同时承认自己“粗浮”,“只合敛衽下拜耳”,并誉李氏语为“禹鼎秦镜”。另外,三袁昆季还把他们对李贽的尊敬落实到了具体行动上。李贽七十岁时,袁宗道曾拟与“学道诸友”,“共奉一帛为贺”。他指出这样做的两个原因:“盖翁年岁愈久,造诣转玄,此可贺者一;多在世一日,则多为世作一日津梁,此可贺者二。”(《李宏甫》)袁宏道把李氏的著作视为“救世之良药,利生之首事”,准备“募刻流布”。(《李龙湖》)当李贽晚年遭到假道学围攻之时,袁宏道还曾恳托同道友朋多加照拂。李贽自杀殉道之后,袁中道倍感失去良师的痛苦,他说:“自秃翁去后,绝无可言者。近日京师有志者,都向事相上理会,所谓入微取证一脉殆将绝矣。”(《与梅衡湘》)显而易见,公安三袁对待李贽,基本上是钦佩其人格,服膺其思想,称赏其著述,并回报以反哺式的关爱。
然而,与此主导倾向相反的是,三袁兄弟又对李贽的行为主张疑虑重重,甚至大加非难。三袁对李贽的不理解,怀疑,乃至责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三袁对李贽震铄古今的“异端”思想不能深切理解。例如,《藏书》作为一部评史巨著,是李贽倾尽心血的撰述,闪耀着睿智深哲的思想光辉,表面上看是评史,实际上却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这样的巨著问世时,伯修却断言:“祸在是矣!”(《石浦先生传》)袁宗道所理解的“祸”显然更偏于世俗层面,而李贽看重的却是精神层面的追求,前者对于后者难契深心已是昭然若揭。小修也认为,卓吾诸公一笔抹杀了王阳明的“顿悟渐修”学说。由于袁宏道与李贽不同寻常的关系,及其在公安派乃至晚明时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对李贽态度的变化更值得注意。“逾年,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犹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淡守之,以静凝之。”(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不难看出,中郎之于李贽,已不仅是怀疑,甚至是主动的背离与抛弃。其次,公安三袁不能理解李贽宣传自己学说的举动,甚至提出苛责。为了潜心学问,追求至道,李贽一生大部分时间飘泊无依,颠沛流离,沉醉于著书求道,但因其学说不见容于当世的主流观念,而艰辛倍尝。李贽七十余岁时,曾驻足北京西山极乐寺,“与人谈兵谈经济”,伯修对此评价说:“不知是格外机用耶,是老眼昏花耶?”(《答陶石篑》)李贽殉道后,小修也在诗中对他的类似行为提出疑议:“威凤不潜羽,蛟龙罢隐鳞。网罗??至,何处可藏身。”(《入都过秃翁墓》)很显然,这与他们最初认定李贽是“大奇人”、“通人”、“异人”,形成难以调合的矛盾。第三,李贽热情地评点《西厢记》、《水浒传》等不容于正统的通俗文学作品,倾力为这些“古今至文”张目,同时也在传播一种新的美学理念乃至哲学思想。袁中道却对此不屑一顾,他说:“大都此等书,是天地间一种闲花野草,即不可无,然过为尊荣,可以不必。”(《游居?录》)这里既有对李贽深衷的不理解,也有评价上的前后9牾。
公安三袁为什么会对李贽持有矛盾态度呢?综而言之,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三袁与李贽的人生理念有很大差别,这与他们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持守都有关系。具体说来,李贽才识超群轶伦,自我期许十分高远,始终怀有一种浓重的成圣殉道情结,所以他才能超脱世俗,淡看生死,才能以“异端”自居,冲决网罗,颠倒千古是非。三袁昆季虽然才识过人,与李贽相比却逊色一筹,他们也愿担当末世“先发者”的责任,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又"见得守不得,说得做不得"(袁中道《示学人》)。其次,就现世的追求看,李贽弃官辞家,流寓四方,只为读书、访友、求道。三袁兄弟却不然,他们更看重的是诸如“五大快活”(袁宏道《龚惟长先生》)之类的感官娱悦,以及沉溺酒色的物欲享受。显而易见,李贽是奇于人世而侔于天道的哲人志士,文学活动乃余事为之;公安三袁则相形见绌,他们至多是改变一代诗文风尚的才人文士,根本无力担荷李贽身后的精神使命。“虽好之,不学之”(袁中道《李温陵传》),这可视为公安三袁对李贽矛盾态度的根源性因素。(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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