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人们恶语相向、吐沫横飞的现象司空见惯。对于社会而言，这些现象只是小小的“感冒”，但若发生频率过高，既有伤社会风化，又不利于社会的安宁与和谐。因而，相关部门与专家寄希望于立法来禁止丑陋之举、改善道德状况，可谓用心良苦，立意高远。然而，问题也接踵而至：道德败落之处，法律是否有正当的理由来强制推行？法律有无能力来强制提升道德水准？这种强制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如此问题事关重大，不可不察。
一个人口无遮拦，满口污言秽语，自然为人所不齿。这时候，你可以鄙视他，谴责他，唾弃他，但能不能动用法律的权威使他闭嘴、反省，尽管他的脏话连篇并没有造成法律上的“伤害”？立法禁脏话，恐怕是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诚然，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很多密切的关系，比如，两者类似，都规定了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社会生活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若有人违反就给予一定的惩罚；又如，道德常常会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法律的价值取向和运行，中国古代的“春秋决狱”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可以越界，深入道德的领地。虽然法律与道德之间无法截然分开，但一些区别还是明显的：比如，两者对违反者的惩罚方式不同――法律依靠强力，道德依靠良心、谴责；又如，法律可以由人们较为随意废立，而道德原则的兴衰则是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基于两者的区别，法律与道德各有职司。诸如“说脏话”一类的行为，若只是引起了人们道德上的“反感”，而没有造成法律上的“伤害“，应以悔悟、谴责、教化等方式来纠正，而不必诉诸法律制裁。若有人出于道德义愤而以法律强制推行道德，理由未必充分：一则，法律强制所带来的痛苦可能远比道德上的不舒服大；二则，法律强制会一发而不可收，因为如果“说脏话”引起了道德上的反感，其他数不胜数的行为亦有此效应，法律禁了这个就不能不禁那个，于是只要言行触犯了人们的道德情感就不得不禁，最终，人们动辄得咎，几乎无法行动。所以，运用法律强制贯彻道德原则，缺乏足够的理由。
退一步讲，若我们允许用法律强制来推行道德，法律是否真能担当此任？可以设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了脏话，双方当事人可能对“脏话”的含义和伤害状况有清楚的了解，但法院在裁判时或许就很难辨明，某人是不是说了脏话以及什么样的话是“脏”的。这里的技术难度足以使法院犯愁。另外一个例子：有城市曾经出台规定，要以罚金的形式制止在街上乱吐痰的行为。然而，具体如何操作呢？一是有关部门开着执法车在街上巡逻，随机发现、制止，但警示效应微乎其微；二是装摄像头监控，但除非在每个角落都装上设备，并派专人监视，否则亦是见效甚微。由此可见，以法律强制来推动道德修行，其工作量之繁重不堪想象，没有任何机构可担此任。
既然法律强制推行道德不可行，那么这种做法既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又没有提升道德水平。一项法律制定之后，必须能被人们遵循，否则就会失去权威和实效而成为一堆废纸。强制推行道德的法律恐怕至多也只能成为一种好看的道德宣传册。而在道德的提升上，法律强制也代替不了道德修养的传统手段。英国法学家H.L.A・哈特说：“毫无疑问，大部分道德观念的训导和坚持并不需要法律惩罚的威慑，而在利用它来教化道德的情况下，总会存在这样的危险：服从的唯一原因是对惩罚的恐惧。”他将这种出于恐惧的服从称为“禁忌”，而不是“道德”。
法律强制无助于道德的推行。因而，上海若立法禁脏话，收效必定不大。在倡言“法治”的年代，人们对于法律的推崇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以为法律万能，以至于谈及不好的现象必归于“法制不健全”，论到解决办法必依靠“加强立法”，那么法律就会越俎代庖，不堪重负，失去应有的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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