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控制人口与歧视无关

北京市对控制其常住人口原本是有计划的。但围绕控制人口，曾经发生的一件事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在该市2006年初正式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曾出现在提交审议稿中的“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的表述在正式文稿中被删去。理由是经过论证，2010年很难控制在这个水平。转

拿北京市2005年的数字看：在2005年北京市的1538万常住人口中，具有北京市户籍的人口1180.7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357.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出户籍人口。近郊和环城带区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地，现已陆续形成97个万人以上流动人口聚居的地区。据调查，北京市五环以内有112个行政村，属于典型的“城中村”。位于城乡结合部的这些“城中村”，是流动人口的集中区。其特征多是环境脏乱差，违章建筑多，刑事案件高发。在某些“城中村”，流动人口已经远远超出当地人口，流动人口管理基本处于失控状态。比如，北京朝阳区东北部有个崔各庄地区，地区常住人口不过21000多人，但外来人口却超过14万人。崔各庄地区已为此组建了15个流动人口协管站，协管员虽超过100人但仍不够用。

流动人口及其所带来的问题是一个历史和经济现象，不能简单怪罪谁，应从历史和经济发展中寻找原因和对策。只是历史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并不多。比如，按照相关科研评估体系，一个区域环境人口承载力取决于这个区域环境系统的瓶颈因素，北京位于全国严重缺水地区，按照联合国标准，属于极度缺水地区。水资源是北京环境系统最主要的瓶颈因素。因此，水资源的人口承载力从根本上决定了北京区域环境人口承载力。有专家据此测算，2005年北京人口承载力应为1436.3万人，但实际常住人口超载101.7万人；到2010年，估计超载300万人左右。因此，我们不必再说北京还面临其他的资源短缺危机和环境压力，也不必说出行难、看病难、上学难和就业难将加剧，仅水这一项就会卡住北京的脖子。

治理北京人口超载问题，如果从根源上和逻辑上分析，不外乎两个举措。一是挖潜，大力提升环境的人口承载力；二是控制人口增长规模。就控制人口增长规模而言，国内外正反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根本出路在于转变发展方式，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增长的依赖。有专家测算，如果用人口系数(单位GDP所占有的常住人口数)来表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的依赖程度的话，则目前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的依赖程度是香港的4.6倍；是上海的1.13倍。要降低北京发展对人口增长的依赖程度，关键就在于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从相对依赖劳动力投入转向更加依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轨道上来。这样势必涉及产业结构调整，涉及行业布局，当然也要涉及就业人口构成。在就业人口随市场需求流动的过程中，人口总量的调控不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吗？

记得去年有人呼吁通过设定准入条件限制外地人进京，结果引来大量批评说这涉嫌“歧视”。其实北京人口问题是非解决不可的，且解决这个问题本身与“歧视”无任何关联，而是关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因此我们要围绕科学发展想办法，而不是就外地人论外地人，就外地人论人口控制，这样自然也就没人再拿“歧视”说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