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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一年春好处

2007-02-0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付小悦 我有话说

如果说,一年的四季更替,恰是一个春种秋收的轮回;对于文学,也同样如此。一年的播种、耕耘之后,回顾2006年的文学创作,郁郁葱葱,满目硕果。一年来,广大作家紧扣时代脉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铸造,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各个文学门类创作作品数量之丰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无不展示着欣欣向荣、繁荣蓬勃的气息。

主旋律唱响时代强音

充满活力的时代、纷繁多姿的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一年来,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文学家们,自觉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关心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和心灵世界,用动人的笔触,记录了中国正在前进的轨迹。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热潮的兴起,作家们把更多的笔触伸向农村,表现农村新面貌,塑造农民新形象。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艺术地再现了中原农村在历史变革中发生的生活变化和心灵震撼,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作品更关注农村精神、文化的建设,这一点富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王宏甲的《贫穷致富与执政》,以及《这里的世界最明亮》、《小榄启示录》等则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赶上这样大变革的时代,非常幸运,如果创作与之擦肩而过,将是无法弥补的遗憾。而描绘时代,贵在深入生活。”关仁山的肺腑之言道出了众多作家的心声。

不仅仅是新农村建设,这个伟大时代的一切轨迹都进入了作家的视野,流露于作家的笔端。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徐剑的《东方哈达――中国青藏铁路全景实录》、康纲联的《北战奇路》两部报告文学反映了这一万众瞩目的大命题;艺术表演家、“好人”丛飞告别人世,残联基层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王延勤英年早逝,蒋巍、徐华的《丛飞震撼》,王旭烽的《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记录了感动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形象……苗长水的《超越攻击》描写部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现代化精兵之路,如何既保持我军优良作风,又向“高层次转型提升”,是小说着力探索的课题。辛茹的抒情长诗《火箭碑》,把火箭兵部队的历程和业绩纳入到一种史诗的境界,在钢铁奔腾的旋律、沉浑刚健的诗句、如火如荼的激情中,人们看到了一大群不惜流血牺牲为火箭筑碑的人。王立纯的《月亮上的篝火》,则把目光转向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庆石油会战,在如冰如雪的生存环境中描写如火如荼的创业生活,犹如一首人生的抒情诗。

2006年恰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热度不减,无论是思想的深度还是艺术的感染力,都有了新的突破。王树增花费将近6年时间收集和研读史料,采访了上百位老红军并数度重走长征路后写下的全景式纪实文学作品《长征》,兼具翔实史料与当代眼光,将长征壮举放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观照,生动地证明:无数普通战士用不屈的理想、不灭的信念所凝聚的长征精神,可以不断地被用来构筑和支撑人类的精神的大厦。在围绕“长征”题材出版的281种图书中,这部《长征》脱颖而出,半年内销售了7万5千册。姜安的纪实文学《三十七孔窑洞和红色中国》,以独特的叙事视角,表现出中国百姓与中国革命血肉相连的关系。黄亚洲的诗集《行吟长征路》,用诗人的激情、奇崛的意象再次吟咏那艰苦卓绝的征途,让人在诗歌中重温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

各门类创作全面开花

作为文学创作各门类中一个重要的“风向标”,长篇小说依然在去年的文学创作中唱“主角”。据统计,2006年我国长篇小说创作保持了向上突进的势头,全年出版量达1200部左右。铁凝六年一剑磨《笨花》,以从清末民初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近50年的历史为背景,以冀中平原上一个小村子的生活为蓝本,以向氏家族为主线,在朴素、智慧、妙趣盎然的故事中,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的历史巧妙地融于“凡人凡事”之中,堪称一部沉甸甸的作品。据推出该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介绍,此书在出版界业内、专家、读者中都得到极大好评,已销售近10万册,至今仍有不错的销量,势将成为人文社的“长销书”。

茅盾文学奖得主、军旅作家徐贵祥推出的《高地》,仍是一如既往地“金戈铁马唱大风”,叙述了两个军人、两家军人、两代军人几十年的荣誉与责任、友情与爱情、智慧与胸怀,蕴含着对军人职业和战争文化的思考。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都梁的《狼烟北平》、刘庆邦的《红煤》、范稳的《悲悯大地》、王海?的《新结婚时代》等长篇小说,也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中短篇小说领域,也收获多多。王祥夫的《菜地》、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张学东的《坚硬的夏麦》、温亚军的《落果》等关注普通人民生活,为“小人物”立言;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方方的《春天来到昙华林》、苏童的《弃婴记》等在细腻的叙述中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评论家孟繁华认为,2006年中短篇小说“最大限度地坚持了文学的艺术性,为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作了力所能及的承诺。”

报告文学领域同样佳作迭出。黄传会的《我的课桌在哪里》直接触及了当前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饱含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着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蒋巍、徐华的《丛飞震撼》塑造了一位时代新人的形象,展现当代中国人身上焕发出来的智慧和热情。此外,散文、诗歌等各个文学门类也都佳作不断,全面开花。

继承中推进艺术创新

“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一番讲话言犹在耳。检点一年文学成就,可以分明地感到作家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在开放的视野中继承传统,向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学习,向传统经典借鉴,创造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形象,成为许多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

马丽华的《如意高地》显示出作家对于西藏自然、历史、文化、习俗的熟悉和深入开掘,并吸收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学的结构要素,在连结历史与现实的奇崛的想象中,体现出了祖国统一、藏汉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主题。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一个九十岁老人一天的回忆,叙述了鄂温克民族百年的沧桑史。苏童的《碧奴》重新演绎“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用奇异的思维把中国古代传说进行改造,亦回头品味其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和高超智慧。《笨花》回望乡村生活“人情中的大美”,普通人的“精神空间”和“内心的道德秩序”,处于作品核心地位的是中华民族传统中最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老作家鲁彦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梨花似雪》远承五四时代的浪漫精神,并将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莫言的《生死疲劳》、阿来的《达瑟与达戈》、余华的《兄弟》等作品的奇思与变形,也是在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叙事策略,力图解决如何讲好中国化故事的创作难点。

“就当前的优秀作品看,我们已经具备了在综合中从事艺术创新的能力。”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文学评论家吴秉杰如此评价。而评论家雷达认为:“现实主义创作仍然在深化、在创新、在发展中,跳出了以往传统视角,走向宽广。”评论家贺绍俊则把这一年的文学创作,称之为“精神性和想象力的收获”。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如此评价这一年的文学收获:“2006年,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我国文学界呈现出大繁荣、大团结、大发展的良好局面,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时代总在前进,文学也总在随之生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下一个春种秋收之后,文学还将有更加沉甸甸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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