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生活在家庭中，在社会上都必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人）在生活中又必定有自己的理想。在某种情况下，责任与理想是同一的。比如乔雪梅在原先母亲未遭遇车祸时，她的理想和责任都是做一个好大学生；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两者又会成为尖锐的矛盾：她要尽到养家的责任，就必须放弃自己的理想――很可能就是放弃自己原本可以有的光明前途。《迟开的玫瑰》抓住当前社会中这个常见的问题，深入开掘，寻找答案。作者没有把乔雪梅写成高大全式的英雄，她刚刚听说去不成大学时是不愿意的，她不得不同意留在家中时是极为勉强的。她最初习惯于贫困繁琐的家务时的心情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命，“无人入地狱，我只得入地狱”的消极心态。作者一层层一步步写她的成长，终于由被动转为主动，把对家庭的责任提升为就是她自己的理想，理想又提升了责任的内涵，因而所谓尽责就不仅是维持父亲和弟妹们的生活，更扩展到在这种境遇中如何同时提高自己，把如何为亲属服务进一步提升到为邻里社区服务。作者对乔雪梅的生活环境和内心情感的刻画都是真实的。她从19岁到36岁的性格历程是可信的。《迟开的玫瑰》能够有巨大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乔雪梅这个生动的形象跟当代人在生活和心灵上有多方面的相通之处，当代青年会从乔雪梅身上感受到相当深切的共鸣。对于现今的在学青年或社会青年，乔雪梅都是可以理解、可以亲近、可以信任，也可以学习的。作者热情地塑造了一个崇高的形象，但绝不是高不可攀、悬在空中的形象。
作为社会问题，《迟开的玫瑰》还写出了一个对上大学读书应当如何看待的问题。乔雪梅最大的痛苦是失去了去北京上大学的机会，她的同学们各有成就都是由于有了大学文化，她培育弟妹的目的也都是上大学并学有所成。整个戏似乎显示了“唯有读书高”的趋势。这一点需要具体分析。我国当前青年读书的形势有如金字塔，大学生是人数很少的塔尖。为了国家的建设发展，必须有更多的人能去读大学，但若干年内，每一个大学生的背后必有多个上不了大学的青年。我们不能为了安慰大学门外的青年就说上大学不重要。然而我们也不能认为唯有上大学才能读书，才能“高”。我以为《迟开的玫瑰》比较准确地解答了这个难题。作者设置的下水道工人许师傅戏不多，但十分重要。他跟乔雪梅一样，一边从事最平凡的工作，一边用业余时间用功读书，终于铁杵磨成针。他们的奋斗会给大量失学青年以启发。可贵的是这样的情节并非作者从概念出发说空话说大话，而是概括了当前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事实用到戏中（例如许多城市中都有的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技术员、专家）。作者心善，不仅写出了生活真实，还由此促成了乔雪梅的美满姻缘，当然会使观众受到感动，为他们祝福。
《迟开的玫瑰》的舞台二度创造相当完整。导演谢平安和徐小强统率全局，追求一种清明简洁的艺术风格，一种亲切温馨的氛围。他们不要求大起大落的锤打，不刻意于浓墨重彩的描绘，他们只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娓娓道来，自然而流畅。这也是这部戏的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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