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党内文化新论》一书，着实是一部充满了开拓性的著作。作者汪洋是一位年轻的中级领导干部，有着丰富的领导实际工作的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置身实践，而且研究和思考实践，在繁忙公务的同时，契而不舍，穷六年之心力，从政党文化的高度考察和把握执政党的运作问题，探索执政党建设的新路
一
文化到底是什么，至今也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有人统计，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称得上是一家之言的关于文化的定义超过二百个。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大体清楚的：文化是人类自己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参与创造出来而又对之有强烈依赖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一个把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都包含在内的庞大系统。或者如人们诗意地描述的，是“精神的家园”。由此而论，党内文化，就是一个政党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己独有的生存状态，政党活动在其中，受其约束和规范，同时又从中获得活力。因此，和构成政党政治的其他方面相比，政党文化是一个更系统、更带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视角。对政党文化建设予以关注，无疑是抓住了执政党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
从更加系统、更加本源的角度思考执政党建设问题，正是我们党及其事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领导革命斗争和计划经济的党转变为领导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执政党，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这一深刻的转变，给我们党带来的挑战和发展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党所面临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从任何一个孤立的方面来研究和思考，都不足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长期的党的建设实践中，我们的确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但是，执政党不同于领导革命斗争的党，领导市场经济的党不同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这两个不同，要求我们改变思维方式，从全新的角度审视我们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运作，进行理论创新。可以十分明确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就是在这种理论创新的推动下取得的。经常有学者把这种新认识称作“执政党意识的新的觉醒”，很大程度上指的也是这种认识方法论的深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既十分必要，又十分迫切，对广大学者和领导干部来说，是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改革越进入到深次，越需要进行全局性的研究，也越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因为“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对党内文化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可以包括在这类思考当中。文化既不是一个项，也不是相互独立的许多个项，而是许许多多项综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融汇而形成的有机体。思想和道德之间，理想和理念之间，意识形态和制度之间，意识形态主体和对象之间，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之间，都存在极密切的关系。党内文化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一种状态。此外，党内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也极其复杂。执政党的文化极大地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反过来，社会文化又要顽强地在执政党的身上表现出来。因此，思考党内文化，实际上就是在思考党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未来。在汪洋的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这种系统思考。读一读这本书，无论对提高我们把握大局的能力，还是对增强自身的政治修养，都会大有裨益。
二
《党内文化新论》不仅给我们考察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恢弘角度，而且在论述中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思想和见解，体现了作者对实际问题的敏锐。这里仅举两例。
例如，作者提出，建设党内文化，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与时俱进地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形成一套主导价值体系。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有指导，就有被指导。所以，这个“指导”，讲的是这套思想和接受这套思想的广大党内人群的互动。互动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就成了党内文化的核心。如何互动？一方面，当然是加强教育，把这套理论掰开揉碎，化作思想营养，为大家所吸收。采用的方法，既可以是急风暴雨、运动式的，如各种学习运动，延安整风就是最为成功的一例；也可以是和风细雨的，滴水穿石，润物细无声，靠日积月累的渐变实现，如日常的学习、教育。但是另一方面，思想要被人们接受，必须自身有魅力。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管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要管用，还需把这个原理和各国各党的国情党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对这两个方面都加以重视，不偏废地加以关注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对党的指导作用才能成为党内文化的特征。反过来说，如果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指导地位发生了怀疑，那么毫无疑问，原因应当到这两个方面去找。遗憾的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遇到问题，我们不是从理论自身的发展不足上找原因，而只是在思想教育上找原因，把理论本身看作是亘古不变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党内文化现象：理论宣传铺天盖地，但更多地却是停留在口号，满足于造势，理论本身的吸引力和人们对理论的兴趣依然下滑，形式主义盛行。
原因何在？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理论本应是实践的先导。但是，由于在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理论，于是不少人便误以为理论创新不再重要，继续坚持和固守足矣。殊不知，理论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才有生命力。没有创新，再好的理论也会变得僵化、教条、失去生命力。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上身体力行，无疑是因为看到了理论创新在党内文化建设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又如，作者强调，党内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党内和谐的必然要求。这样看待党内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密切关系，非常深刻。党内文化建设要围绕党的目标和根本任务来进行，这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强调党内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常识，更因为它暗含着对传统党内文化的深刻反思。讲到党内和谐，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党内斗争。毋庸讳言，传统党内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党内斗争当作党内生活的主要形式，通过党内斗争激发党的活力。和谐和斗争是一对矛盾。有和谐，必然有斗争。有党内和谐，必然有党内斗争。因此，党内斗争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身处为生存而斗争和两大阵营对垒的环境，我们片面强调斗争，形成了党内“斗争文化”，似乎斗争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实际上，在党成了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这很难行得通。原因很简单：所谓斗争，指的往往是有对有错，有正确有谬误，有先进有落后，指的是通过斗争来克服错误，使正确的理论或主张赢得胜利。然而，在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却往往不是这种情况。譬如，推动经济发展，是用计划手段好，还是用市场手段好？处理社会问题，是坚持公平原则有道理，还是坚持效率原则更正确？是不是主张国民经济保持7％的年增长率是正确的，主张保持8％的增长率就肯定是错误的，就需要同这种主张作斗争？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听来觉得可笑，但这恰恰是过去“斗争思维”的要求。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确战胜错误、真理战胜谬误的过程，也不存在一个排他性的、唯一正确的答案。用“斗争思维”来思考如此复杂的过程，是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的。
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我们从“斗争思维”（我通常称作“革命党思维”）转向执政党的建设性思维。这是党内文化建设必须承担、也不能不承担的历史责任。唯有如此，“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才能变成现实。
三
当然，还须看到，尽管《党内文化新论》对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但从党内文化研究的全局看，这仍然只是一个开头，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种探索，任重而道远。这里不妨提出几个问题，和有志于党内文化研究者共同思考。
譬如党内文化的状况。文化既是一种生存状态，是一个总体而不是一个单体，对它的评价相应地也应当是一套指标，而不是单个的指标。我们既不能因为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便断言我们的党内文化已经先进得很，也不能因为党内存在卖官鬻爵等腐败现象和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就认为我们的党内文化正在衰落。文化更多地是一个优秀逐渐淘汰卑劣、先进逐渐取代落后的过程。这里面，就不但需要对党内文化的每个方面进行研究，更需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有机体来研究。
又譬如党内文化的转型。把党内和谐确定为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有一个党内文化由传统向当代转型的问题。如前所述，在传统党内文化中，斗争的味道很浓，和谐这个理念是不突出的。这不仅仅是一种偏向，并非只调整一下强调的重点就可以了。党内文化作为党内和谐和社会和谐的承载物，除了观念、理念、思想这些精神因素外，背后还有一大堆体制、机制、规则、潜规则在起作用。突出和谐的特征，和突出斗争的特征，在机理上是很不一样的。这就给我们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党自身改革的任务。
再譬如党内文化与党的制度的关系。文化不只有精神形态，还包括运作环境。其中最重要的运作环境之一，就是制度。这里所说的制度，当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些规定、要求、条例，而是这些东西之间的有机连接，即体系和系统。事实上，这种连接是制度建设中更为核心的要求。党的制度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内文化的发展方向。例如我们所看到的跑官要官的风气，恐怕就和党内少数人选人、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机制有密切关联。
很自然，不能指望《党内文化新论》能够回答党内文化的所有问题。我们期待着这部研究著作能够引起人们对党内文化问题的更多关注，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党内文化的研究中来，推动党内文化建设的发展。（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