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指农民是主人,应当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农民的权益,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不应该理解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投入主要依靠农民。
▲依法有序地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建设现代农业十分必要与紧迫的任务。
▲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传统农业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精华同现代先进农业技术与管理经验融为一体,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农业。
▲在人口压力巨大、人均资源相对极为短缺、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尤为重要,新型的现代农业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
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公布,这是自2004年以来的第四个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文件。前三个“一号文件”的主题分别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此次主题是发展现代农业,与前三个“一号文件”的内容是相互关联的。每个“一号文件”提出的目标与要求,都不是在一年之内就能实现的,具有长期性。
新型的现代农业是对“石油农业”的扬弃
提出发展现代农业,不是始自今日。上个世纪60年代,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其中农业现代化包括良种化、水利化、机械化、化学化四个目标,成为现代农业的基本内涵。实践证明,这个农业的“四化”,虽然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促进生产的发展,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不可否认,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小的,且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特别是化学化,既有促进生产发展的正面作用,又有恶化农业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农业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实际上走了一条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带有掠夺式经营而难以为继的道路。
从全球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的现代化程度是很高的,主要表现在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在遗传育种、矿物质营养、动力机械三大农业技术的推动下,大大促进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但是,这种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农业现在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这种现代农业被称作是“石油农业”。西方发达国家也在反思和矫正这种现代农业模式的缺陷。
今年的“一号文件”对现代农业的定义为:用现代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素质、效益和竞争力。这些内容反映了当今世界现代农业的共性,其中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特别重要。我的理解是,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现代农业,这有助于落实中央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以及转变农业增长率、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我国在人口压力巨大、人均资源相对极为短缺、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欠债太多、严重影响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尤为重要,新型的现代农业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
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
我国农业长期处于基础脆弱、后劲不足、生态环境恶化、抗灾能力下降的状态,每届政府都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强调把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总结农业高速增长的动因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把增加投入放在了重要位置。但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未有实质性调整的情况下,这些要求很难落实。近年来,党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对增加农业的投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次“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建立促进现代农业的投入保障机制。坚持中央和县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其中包括三个“继续高于”上年,即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继续高于上年。相信今年对农业的投入会有较多的增加。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能否体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仅要看增量与总量,更重要的是要看在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能否同步增加。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增加对农业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三个高于”,即财政支农支出增量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高于上年。这同今年的三个继续“高于”略有不同。增加了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建设的增量继续高于去年,去掉了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业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由于国债总量是下降的,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自然会上升,这是不言而喻的。有报道说,2006年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增幅为14.2%。但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9.2%下降为8.8%。这是由于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而支农支出没有同比增加造成的。而且支援农业支出与行政管理费支出比较形成巨大的反差,反映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极不对称的现象,是长期以来二元结构在财政支出方面的突出表现。
为增加对发展现代农业的投入,还应强调投资主体多元化,特别应强化各级政府的投资主体。这是因为这种投入属于关系国计民生和9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公共建设,具有公益性质,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也是对“取大于予”欠债的必要补偿。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指农民是主人,应当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农民的权益,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不应该理解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投入主要依靠农民。固然现代农业的简单再生产与一部分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可以靠农民,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以及根据WTO规定的“绿箱”政策为农业提供的必要补贴,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任务。多年来,由于我们强调农民是投入的主体而忽视政府的投入,是农业仍是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重要根源。
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经营规模
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经营规模,即适度规模的种植与养殖,以机械为主的作业替代以人畜力为主的作业。
目前,我国的农业仍然是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2.4亿农户,每户平均经营0.5公顷的土地,属于“超小型”农户经济,尽管推广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质量,推进农业生产化经营,能够增加一定的效益,但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此,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农业合作组织、政府及民间的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增加规模效益;另一方面则需要转移农业多余劳动力到非农产业,为扩大经营规模创造条件。为此,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就十分必要。各地出现的“粮食状元”,经营土地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生产粮食数百万斤,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了现代农业的要求,创造了规模经营的典型。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土地流失现象十分严重,近十年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面积由19.5亿亩下降为18.3亿亩,不仅耕地的“总量动态平衡”以及“保护基本农田”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且出现失地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是以牺牲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利益为代价的。这就需要推进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和完善土地法治建设。另一方面,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流转进展十分缓慢,这是因为土地功能的二重性,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保障,土地既是农民的命根子,同时又与农村社会保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农民有后顾之忧有关。因此,在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扩大覆盖面的过程中,依法有序地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建设现代农业十分必要与紧迫的任务。
用现代技术改造农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环节
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积累了丰富的农艺技术,十分宝贵;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运用工程技术、化学技术以及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目共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除了上述各项技术的综合运用之外,为避免和克服这些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应突出生物技术,形成“3R”(3R”,即:Reduce减量化,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良性循环的现代农业生产链。为克服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安全,人类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正在走向生态文明时代,而生物技术在实现生态文明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本身就是生物性产业,大面积使用生物技术,可以为人们提供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可以充分利用农业的副产品或废弃物(包括秸秆与畜禽粪便等),实现循环利用;可以发展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缓解石化能源枯竭与污染环境的压力;可以改造中低产田以及沙荒地、盐碱地等,扩大耕地面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可以改善农村生态与生活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促进农业功能的多元化,包括经济功能、生态功能、能源功能、保健功能、文化功能等;可以使我们悠久的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农业文明“嫁接”起来,产生新的农业文明。
我国各地由于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各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也很不相同,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必然呈现多样模式的特点,农区、山区、林区、牧区、渔区各有特色。不论何地,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有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服务为宗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合作组织,包括生产、加工、贮藏、运输、供销、信用等合作社,并根据《农民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向供销、信用等合作拓展,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组织保证,是由小生产转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由之路,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共同经验,是其他任何组织形式不能取代的基本选择。我们的任务是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传统农业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精华同现代先进农业技术与管理经验融为一体,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农业。(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