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改革呼唤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的生命在于创新，一项经济学的创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种努力可能直接来自于特定学派的历史传承，也可能来自于一定地域甚或学校氛围。学术创新同科技创新一样，固然离不开
经济学创新的目的在于为社会经济发展作理论的指导
经济学的创新不是经济学家个人的事情，而应该紧紧把握住经济大机遇，为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民富国强，为惠及社会各阶层，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形成有力的经济理论支持与指导。
不论国情有何不同，现代经济从技术基础设施到产业经济结构，从微观经济运作到宏观经济管理，从货币政策到金融手段体系，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从国际贸易到国际金融等，总会存在一些相近甚至共同的经济现象。必须重视这种共性的东西。虽然中国经济整体水平乃至结构层次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我们的理论去实现创新。在这一点上，《超现代经济学》一书作者提供了一个例证。作者在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后去了美国，他并没有由于在美国学习、生活、工作了15年，就全盘接纳西方国家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学说，也并未由于中国经济现阶段水平与层次较低而放弃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他在东西方国际比较视角和全球文明与社会经济经纬下，重新审视了经济学理论结构与发展，构建了不同于罗斯托、刘易斯、熊彼特和罗伯特・巴罗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体系。从原始赠与共享经济转化到强势经济，又从强势经济转化到交换经济（含市场经济和计划市场经济），又最终进入高级赠与共享经济，这无疑是相当富有新意的考察。这就为我们今天改革的阶段性价值追求和未来演进方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结构。
与此同时，由于制度不同，社会历史沿革各异，文化心理存在差别，经济基础与水平不尽相同，就一定会带来有特色的经济学的创新要求与思想对应基础。从经济学说史上看，李斯特经济学说不同于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弗莱堡学派区别于美国主流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更不同于所有西方经济学派别与理论。这就是我曾多次强调的，经济改革总是和自主创新相联系的。这种创新当然要吸收一切当代乃至历史上一切国家、民族的优秀东西，更要借鉴一切经验，包括失败的教训，但目的和方向却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有序与和谐机制，是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社会这种经济高速、平稳发展，是要通过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率先致富，而造成有利的示范传递和必要的政府干预以及道德调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这一指向是同中国经济的腾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要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得到贯彻。归根结底，就是要打通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形成科学、完整的有机评估体系，从而对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进行适当规划、科学预测和有效监督。作者提出的双规原理体系和效率经济学新系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经济学创新的源泉与范围在经济学之外
众所周知，魁奈是位医生，亚当・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马克思是思想家、理论家和革命家，帕累托是工程师、数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耶克是横跨几个学科的大学问家。也就是说，经济学创新的源头并不一定是经济学家自身的产物；经济学后来的重大发展有很多来自于学科外的智慧大师的贡献。这就涉及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作者曾经归结如下：第一，历史视野。只有具备历史视野，才能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使经济理论具有完整的历史方位感。第二，哲学修养。哲学修养将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时代的走向，有助于他们对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第三，经济学功底。缺少经济学的功底就不可能在经济学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
经济学家拓荒的重心在于社会解构与社会设计
早在本书的作者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时，我曾在课堂上就经济学家的拓荒能力进行过系列讲演。那时，改革刚刚启动，我就强调了经济学家拓荒能力的重要性。今天，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复杂问题，经济学家的拓荒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就中国经济自身而言，就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来说，我觉得中国经济学家更懂得其中的来龙去脉，更适于我们自己的设计与把握。如果我们不想把经济学变成经院经济学，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学拓荒，把经济学家拓荒的重点放在社会解构和社会设计上。首先要说明，这里所说的社会解构是指分析社会核心利益结构，并在历史进程中把握住其动态演进。国民财富的形成和增长既不是目的本身，也不会自行生成财富机制。除了市场调节之外，我提出了政府的第二次调节和道德的第三次调节。所有这些调节都需要对社会核心利益结构有科学的分析。比如说，就业问题是人口众多的中国必须及早筹划、认真对待的头等大事，它可能是我们独特的国情决定的长期困扰。同就业一样重要的是扩大内需和尽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些靠简单的经济增长是无法解决的。这不但涉及社会解构，更涉及社会设计。
社会解构的意义在于社会设计。我们不能同意哈耶克的所谓经济制度非人力智慧所能及，这只能是无视演进的结果。西蒙的令人满意的行为准则所代表的有限理性，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真知灼见。而西蒙的有限理性基本上同社会设计无关。社会设计来自社会解构的科学性，而社会设计又包含了社会启蒙。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都有巨大的社会导向作用，经济学家理当深感责任重大。我感到，本书在这些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这是值得称赞的。
（本文为厉以宁先生为谭伟东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超现代经济学》一书所作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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