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是以中国古代的契丹人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个草原帝国。在辽的疆域范围内，不仅拥有欧亚草原东部一带十分广阔的山川、草原和农田，而且还拥有南起黄河北流天津入海口，北至古代乌第河海口之间长达上万公里的海岸线。所以，素有草原霸主之称的辽政权并不属于典型的内陆国家，而是一个濒海帝国。可是长期以来，关于辽
一、濒海政权的勃兴
在以往的契丹和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即认为契丹国家社会开始于辽政权的建立。其实，至迟在唐朝中期以后的遥辇汗国时代，契丹社会就已经发展到了国家文明阶段，进入辽代，契丹社会实际上已进入国家发展史上的帝国时代。由于自从遥辇汗国以来，上京一带一直是契丹依以立国的“西楼”之地，自太祖“神册”年间以降，上京又曾长期作为辽朝的首都，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通常把地处西楼的辽上京看作是辽的第一个都城。然而，事实上，辽太祖初创辽朝之际的最早都城并不是上京临潢府，而是在地处辽东的龙化州。龙化州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担任遥辇汗国军事统帅时为自己营造的私城，始建于公元902年。907年的农历正月，耶律阿保机在唐朝正式灭亡前夕，以龙化州为根据地，“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取代了遥辇汗国，从而实现了契丹国家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改朝换代（《辽史》卷1《太祖纪》）。所以，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的《耿延毅墓志铭》说：“当李唐末，会我圣元皇帝（辽太祖）肇国辽东。”（见陈述编《全辽文》卷6）正因为辽朝最早创建于地处辽东的龙化州，所以辽朝一开始就是一个濒海政权。
《辽史》卷1《太祖纪》所载辽太祖五年（911年）的辽朝版图是：“东际海，南暨白檀，西逾松漠，北抵潢水。”这里的“海”，应是指的黄海；“白檀”，即今北京的密云；“松漠”，指当时分布于大兴安岭东南麓和燕山东北麓夹角地带的千里平地松林；而“潢水”，则是指今西拉木伦河。这个地域概念，约当今天的辽西、辽东和冀北一带。这就是说，辽朝始建之际的疆域范围并不大，号称威风万里的大辽帝国是后来逐步扩大起来的。
辽朝的大规模对外扩张发生于太祖和太宗两朝。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辽太祖天赞三年（924年），扩张的方向是向西和向北，征服的对象主要是北方草原地带的各个游牧民族。这一次，辽朝向西一路打到中亚，向北直接把势力范围延伸到贝加尔湖以南，继突厥和回鹘之后，再次实现了对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统一。第二次完成于太祖天显元年（926年），这一次辽太祖倾国而东，灭掉了立国达200年之久的海东盛国渤海，从而统一了整个东北地区，辽朝的东部边界，也由此延展到了日本海北部和今俄属鄂霍次克海之滨。第三次完成于太宗会同元年（938年），这一次辽朝从中原五代政权的后晋手中拿到了以今天的北京和大同为中心的所谓“燕云十六州”之地，从此，辽朝的南部边界跨越长城，延伸到了中原腹地。通过这三次扩张，底定了辽朝的版图疆域，即《辽史・地理志》所说的“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而辽东半岛两侧的黄海海域和渤海北部海域以及欧亚大陆东缘的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则分别构成了这个迅速崛起的草原帝国的南面、东面和东北海疆。
二、辽代的海防与海上交通
辽朝在穆宗朝以前的国防形势大体上是：向南先后是中原的五代和北宋政权；西南是回鹘、吐浑、党项各部；西北是阻卜、斡朗改和辖戛斯等部；向东是高丽和日本；东南则隔海与中原政权和南方的吴越、南唐等国为邻。《辽史》卷46《百官志》载：“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这样的周边形势，决定了辽朝的海防重心是在其东南的渤海和黄海水域。而辽朝的东京道、中京道和南京道的近海军州，则构成了辽朝东南的海防体系。史载：在辽亡前夕的天庆七年（1117年），女真人接管了辽东半岛全境，北宋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派人从登州（今蓬莱）泛海，取道苏州（今大连），以贩马为名，探听金朝虚实。当宋朝的情报人员抵达苏州海岸时，“望见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三朝北盟会编》卷1《政宣上帙一》）。由此可以推知，在辽代，这条海岸线上应是严密设防的。
《辽史・太祖纪》载，辽朝建立后的第二年（908年），便出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筑长城于镇东海口”。据考古调查材料，辽朝的镇东海口长城位于今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南起盐岛村，北至土城子村的烟筒山一线，全长约12华里。整个长城选址在连接黄海水域的大连湾与渤海水域的金州湾之间的狭窄地段，大体呈南北走向，南控黄海，北锁渤海，地理位置十分险要。经过千年的风剥雨蚀和人为的破坏，辽镇东海口长城如今大部已经夷为耕地，只有个别地段仍有遗留。
据陆游《南唐书》卷18《契丹列传》的记载，辽朝初年在辽东半岛南端修筑的镇东海口长城，当时又叫镇东关。这里既是关防要塞，同时也是辽朝最重要的对外互使和通商的口岸。
史载辽朝立国期间，曾有过“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的业绩。同时，当时的日本国，也曾经与辽朝长期保持过通贡互聘的往来关系。
早在辽太祖九年（915年），远在江浙地区立国的吴越国王钱?便派遣滕彦休跨海来贡。从这个时候起，直到太宗会同六年（943年），29年间，双方之间的聘使往来仅《辽史》所载即多达14次，其中，吴越使辽11次，辽使吴越3次。
在今扬州建都的吴国，时与五代政权互有争夺，因此便经常遣使北通契丹以为应援。如天显十二年（937年），吴相徐知诰“欲结契丹以取中国（原），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遗使报之”（《资治通鉴》卷281《后晋纪》）。代吴而兴的南唐在其先主李?和嗣主李?执政时，曾一度称雄中国南方，由此常怀染指中原之心，于是继吴越和吴政权之后，“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欲与之共制中国（指后晋、后汉和后周），更相馈赠。”（《资治通鉴》卷290《后周纪》）在辽朝太宗、世宗和穆宗执政期间，南唐利用海上通道，频繁地与辽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往来。仅据《辽史》所载，此间辽朝与南唐之间的互使往来，约有30次之多。在契丹与南唐的交往过程中，双方的互聘使团，往往又同时是规模庞大的商队。如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与其兄东丹王耶律倍曾经各派使者以羊马等物作为聘礼通使南唐，同时另外携带3万只羊、2百匹马来换取南唐的丝绸、茶叶和药品（陆游：《南唐书》卷18《契丹列传》）。
穆宗朝以降，北宋建立并统一了中原地区和中国南方各地，中国历史出现了辽宋双方长期的互存并立局面。由于辽朝早在太宗朝便从后晋手中取得了跨越阴山与燕山天险的长城地带，可以由新得的燕云地区为踏板，长驱中原，饮马黄河，陆路交通变得十分畅达，所以辽朝与中原之间官方聘使往来便转而选择了陆路。于是，辽朝东南海疆所在的水路便不再是中国南北政权之间最重要的聘使通道，而更多地是作为民间自由往来的航路了。
在辽朝立国期间，由于东南海疆和海防建设的不断巩固与强化，从而使魏晋隋唐以来错居杂处于辽东半岛及其西侧环渤海地区的汉人、曷苏馆女真、契丹、粟特等族便长期稳定地处于辽朝的统一军政和文化管理之下，各族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差异和心理隔阂由此日趋消减，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最后形成。同时，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直接沟通了古代南中国与北方草原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一方面促进了北部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