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系列（包括《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和《藏东红山脉》（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是一个人坚韧热情的探索和体验的记录，也是中国在现代化背景下自我发现和自我阐释的一份重要的精神见证。
马丽华带领我们看西藏，看没有被各种叙述所伤害、所遮蔽的西藏。二十几年间的行
用佛家语说，马丽华此人有天生的“澄明”，一种直接触及事实的能力。这一能力来自罕见的热情和善良。她是如此热情，她在热情鼓荡下外向――她惊叹地接纳眼前的一切，她不是一个缜密、细致、冷静、客观的观察者，相反，她总是很匆忙，这种匆忙不是草率，而是遭到巨大的、缤纷灿烂的景象的轰击，她在快乐地招架。她的身上澎湃着放任的感性力量，她也思考，她也有观念和成见，但是，当身在现场，当事物从四面八方扑来，她常常忘了思考，她张开所有感官喜乐地体会；她是善良的，这不是说她的头脑里有铁一般的道德律条，而是她对人、对事物怀有一种急切的爱，她唯恐伤害一切，她不忍“批判”，甚至不忍“深思”，因为她本能地觉得任何归纳、演绎、追究和揭破都是对人、对事物极不厚道的侵犯……
人类学家格勒和周星都曾谈到马丽华的“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她的写作体现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这一基本立场。我认为，马丽华是个天生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即使她没有受过有关的学术熏陶她也会是，我宁可把她看成她本来就是的那种人：她是诗人、是文学家，而诗与文学的根本要义就是尊重和理解他人的真理，就是将世界从使它干涸的种种观念和成见中解救出来，恢复它的丰满和复杂。
在这个意义上，马丽华的漂泊与行走与“生命”有确凿的关系：远行者虚怀若谷，她是“空”的，她用身体感受世界，她接纳生命的一切可能性，由此，她的生命壮观、充盈。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丽华标志出对西藏的第二次发现：斯文・赫定或刘曼卿绝不会像她那样观看西藏，他们都是被强大的先在理念所支配的英雄，他们必定有力地筛选和编纂自己的所见；而马丽华通过她的执著行走，将扎西达娃等人开启的文学叙述扩张为经验的盛大狂欢。
于是，几乎是第一次，汉语世界的读者直接面对驳杂的、近于真实的西藏：它的神界和人界、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它的可理解和不可理解、它的亘古长存和流动不居……
在第一次“发现”中，西藏被指认为“落后”，它在第二次“发现”中却获得了辉煌的精神光环――马丽华在《西行阿里》中对那群虔诚者的描述在我看来意味深长：我们来自充分现代化的世界，西藏是我们“发现”和保留的跪拜之地，是我们精神上的公园或后院，我们热爱西藏，我们热爱它的方式是希望它永恒不变……当西藏被论述和界定出某种化石般的文化本质，并因此成为一种消费品时，马丽华在想什么？
在马丽华的书中，一位美国女士在西藏“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美丽”，这当然是她的自由，但西藏有义务永远、彻底地向外人、向游客表现它的“美丽”吗？至于“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寻求”，话是不错，但如果你看到的只有“美丽”，你又怎么能听到对方是否寻求？当我们企图把一种文化、一种活生生的民族生活从现代化进程中“保护”起来时，我们是否仅仅为了满足我们的“美感”？我们难道要通过这种方式将西藏在巨大的全球化体系中隔离在被观赏的地位？
这些问题很难有清晰的解答，但是，它们肯定暗自困扰着马丽华。在《灵魂像风》中，她果然写到了这一困扰，《灵魂像风》因此成为这四部书中最具深度的一部，马丽华揭开了西藏的精神光环之下真实的躁动和困扰，在这部书中，她无意中呼应了先行者刘曼卿的声音。
是的，老问题至今仍在，它被马丽华、被《西行阿里》中那位“不语怪力乱神”的藏族学者从西藏的内部深切地体会着。尽管取向不同，但第一次“发现”和第二次“发现”同样源于我们的现代性焦虑，正是第一次引发了第二次，“西藏热”在上世纪90年代的兴起，只有在中国巨大的市场化浪潮的背景下才能被充分理解――这是我们在“进步”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时对自己做出的文化补偿，这种补偿本就预设在现代精神之中。而西藏或其他什么地方是否就该仅仅成为这类补偿品？马丽华走过西藏，她的思考对现代中国来说意味深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