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封建社会“治世”中，唐代的“贞观之治”具有代表性意义。那么，作为典型意义上的“治世”，“贞观之治”的历史魅力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贞观之治”的显著特色就是“创新”、“和谐”、“有节”。
“创新”是“贞观之治”的活力之源
政治的活力
贞观之治的“创新”特点体现在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思维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如三省六部制度，并不首创于“贞观”时期，然而，唐太宗对它有改革，有发展，因而使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机制得到重大改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它最大限度地贯彻了在封建政体条件下的分权原则，发挥了中央决策、审议、执行机构之间互为弥补、互为制约的功能：由中书省发布政令，由门下省审核政令，由尚书省执行政令。这一体制“创新”，使得决策、审核、执行诸环节有机衔接，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把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降低到较低的程度。毫无疑义，正是这种制度创新，为贞观时期各项政策的全面推广和普遍落实提供了重要保证。又如，编纂《氏族志》虽然不是“贞观之治”中特别亮丽的节目，但它同样蕴涵着深厚的“创新”魂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决定“贞观之治”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道理很简单，唐太宗组织编纂《氏族志》，中间尽管有趁机提高李姓皇族地位的私曲，但在客观上却强有力地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为科举制的健全发展扫清了道路，顺应了庶族地主势力迅速崛起的历史大势，从而确保了大批既有办事能力、又愿效忠朝廷的庶族地主政治家进入权力中枢，扩大了统治基础。这种顺应时势、强本固基的做法，当然属于政治文化建设上的重大创新。再如，贞观时期进步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也植根于唐太宗在民族观念上的“创新”。长期以来，中原正统的观念都是讲“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这种思想在意识深处有一种民族隔阂、民族撕裂的情绪，对秦汉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而贞观时期，唐太宗明确宣布：“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唐太宗禀执“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从而在民族观念上实现了创新与突破，在实践中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注入了活力。很显然，没有民族观念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唐太宗被北方各族尊奉为“天可汗”的历史一幕，更不会出现“九重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场景。
“和谐”是“贞观之治”的理想境界
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想状态是和谐。而所谓“和谐”，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包容性、互补性、平衡性。考察“贞观之治”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之所以达到封建社会“治世”的极致，就是因为它上下弥漫着“和谐”的气度，内外渗透着“和谐”的血液。
就包容性而言，唐太宗治国，能够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由于能包容，故唐太宗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容忍和接受魏徵等大臣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由于能包容，故唐太宗在人才任用上，能做到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徵、王?、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贡献聪明才智。总之，由于能包容，使得贞观一朝的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祥和安定的氛围，造就了政通人和、人才辈出、上下同心的“和谐”局面。
就互补性而言，“贞观之治”体现了文武并用、宽猛相济的治国安邦精神。“和谐”的前提是承认差异，手段是控制差异，这就要求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具备政治大智慧，做到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相反相成。这一点，在唐太宗的治国实践中表现得很充分。换言之，以互补的方式实现“和谐”，乃是“贞观之治”的鲜明特色。如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多能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用，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正是这种人才任用上互补性成功的形象写照。又如，在学术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李唐皇室奉老子为先祖和资助玄奘翻译佛经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
就平衡性而言，“贞观之治”也有独到之处。唐太宗君臣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有所重视，并尽力将社会冲突的危险控制在最低的程度。首先，唐太宗一生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将儒家一贯倡导的“取于民有制”原则变成行动的纲领。其次，唐太宗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其三，唐太宗对科举取士制度作了重要改进，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身份，进入官吏队伍，这样便扩大了统治基础，在此基础上，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
“有节”是“贞观之治”的成功环节
“有理，有利，有节”，是政治运作上的大智慧。政治的高明，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为对“度”的巧妙掌控。真正杰出的政治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总是非常理智的，既不会在困难面前踌躇犹豫,也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而是能做到掌握分寸，留有余地，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种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特色，在贞观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同样不乏具体表现。唐太宗作为一代明主，在治国经武方面反映出的沉稳与节制，正是其政治智慧超人一等的生动写照。
对武德旧臣的安排处置，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唐太宗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政治大智慧。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完全掌控了整个国家机器，生杀予夺，专一于己。然而，他在用人上，并没有让感情蒙蔽自己的理智，没有来一次彻底的大换班，没有将武德旧臣一脚统统踢出朝廷。恰恰相反，他基于士族势力依然强大的现实，考虑到平稳政局的客观需要，对充当既得利益代表的主要武德旧臣，诸如裴寂、宇文士及，封德彝、萧?等人依旧予以任用，然而，他又通过赋于自己亲信和新锐之士真正实权的方式使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渐渐边缘化。这样，既保证了贞观一朝的正确政治路线得到切实的贯彻，又避免了因官吏队伍变动过于急剧而可能导致的政局动荡，在平稳中巧妙地完成了权力格局的调整。这种高明驾驭政治运作的艺术，称得上是“釜底抽薪”，它远远胜过表面光鲜而实质笨拙的“扬汤止沸”。其他像生擒颉利可汗后未加诛戮、在新占边陲之地设置羁縻府州而不推行郡县制、钟爱魏王李泰而最终放弃传位于他的念头等等，也都反映了唐太宗分寸度把握上的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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