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是万世歌颂不迭的伟大历史事件,亦是艺术创作的富矿。作为一个中国电影人,能在创作生涯当中的一段岁月里,居然三次拍摄以长征为题材的影片,似乎并不多见。对长征,我
在长征途中,红军先辈们战胜了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何尝不是对人类体能极限的挑战？何尝不是出于求生存本能的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源泉来自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正如一位文艺理论家朋友所说:“信仰是一种精神支柱,这是世界性的东西。信仰可以使精神变物质,信仰到了极限就变成了力量。宗教是这样,何况是共产党人!”
长征精神超越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全人类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许许多多与我们的观念并不相同的外国人同样对长征这条“地球的红飘带”怀有强烈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潜心研究、著书立说,更有不少外国友人甘愿“自找苦吃”地重走长征路,期望经过有限的亲身体验探索一个“谜团”――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支虽是由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们组成,但却是装备低劣的队伍,为什么能够经受住饥寒交迫,为什么能够时时面对死神的残酷折磨而竟然用双脚丈量了万里征程,从险象丛生、濒临绝境中神奇地迎来了希望与光明,并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长征精神的魅力如此巨大。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缔造了长征精神的东方古老大地上,中国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乃至民间传说,推出了难以计数的以长征为题材的文艺创作,更涌现出了大量同类题材的影视作品,其中包括我在12年前拍摄的电影《金沙水拍》和于10年前摄制的全景式表现长征的电视剧《长征》。演员唐国强也因在其中成功地塑造了毛泽东的艺术形象而步入他演艺生涯的新层面。
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又要拍摄一部电影《我的长征》。也真是我的长征,因为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走长征路了!只是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已有许多,我们将如何创作？答案只有六个字,那就是:创新、突破、超越。崇高和美永远不会过时,艺术家的可贵之处在于拒绝重复,总在不断创新――新视点、新思路、新手法;不断突破――破模式、破旧观、破老套,不断超越前人与自我。
其实,根本之处在于杜绝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坚决摒弃标语口号、空洞说教、干巴枯燥和各种杂念。题材好,但不要糟蹋了好题材。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要力争吸引广大观众自发地参与审美才好。军事题材电影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世界影坛上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关键在于常拍常新。实在说,长征一类题材,其思想性已经客观存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理直气壮、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去追求其艺术性和观赏性,也就是可看性,力争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三者的有机统一。一句话,要把影片拍得好看些,再好看些!
具体到《我的长征》,我们大致进行了如下几点探索和实践。
一、新视点。大事件自然适宜于全景式的表现,但全景式并不意味着对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面面俱到的表述,更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宏观审视气势磅礴,微观描述同样可以恢宏大气。《我的长征》不是讲一串长征中局部的小故事――这在以往的长征题材作品中并不鲜见,而是以小见大,通过主人公、红军小战士王瑞的亲历,即王瑞的独特视点,折射出长征中若干重大事件: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战、乌江大捷、通过彝区、飞夺泸定桥,乃至作为情感延伸、作为尾声表现的雪山草地。此外,毛泽东、贺子珍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而将刚刚生下的连名字也未及起的女儿留在苗区,也极大地增强了情感的张力。这一切又凝炼为影片的题旨,三个字――“跟着走！”。跟着党的正确路线走,战胜艰难险阻,夺取一个个新的胜利!这是从我们党诞生至今,几代人用鲜血、用生命、用热泪总结出来的心声!因此,《我的长征》是以王瑞在长征中亲生骨肉生离死别的遭遇和他的成长为主线构成的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故事影片,具有大片的品位。
二、原生态。所谓原生态,实质就是返朴归真,使影片更真实、更质朴,更像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和场景。在演员的选择上,我曾设想除去饰演作为配角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子珍的演员外,众多红军基层指战员一律选用非职业演员,从江西农村找,从凉山彝族自治州找,而职业演员的表演要向非职业演员靠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德・西卡早就这样做过,中国的一些同行也曾做过尝试。德・西卡的杰作《偷自行车的人》,虽然影片的语调是温和的,但情感冲突却是强烈的;故事虽简单但含义深刻,揭示主题的方式也是极其自然的。这固然与影片的整体结构和叙事风格有关,而非职业演员的选用亦起着巨大的作用。只是由于任务紧迫,缺少对非职业演员的基础培训时间,这个方案才没实现。然而,我依然主张大多数演员在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三所高等艺术院校的表演系学生中物色,不选“帅哥靓妹”,而选质朴型的,并要求这些“新苗”向“原生态”表演靠拢。虽然他们并不怎么知名,他们的表演也许显得有些稚嫩,但是肯定会更具亲和力。最后只有彝族战士达尔火是由彝族非职业演员曲木古火・秋风饰演。那略显黝黑的肤色和粗犷的外形,那淳厚而剽悍的气质,是“演”不出来的。我不禁又想起了德・桑蒂斯的《罗马十一时》,这部影片在整体风格上,特别是取材方式、主题思想表现、视听深化的处理以及人物的现实遭遇、内心痛苦的揭示等等,都与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相一致,而职业与非职业演员的混用手段,同样极大地提高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对摄影来说,其原生态的表现主要是表现出战争的真实状态、氛围,不能虚假。举一小例,猛烈的炮弹爆炸会是一个轻飘飘的火球吗？要凝重,要浓烈。对人物的刻画要表现出质感,尤其在近景镜头中,要看得出人物头发的干枯、皮肤的粗糙和布衣的粗纹。
长征是流动的,美术设计要表现出不同地域景物的特色,需搭置的场景也不能看出搭置的痕迹。与摄影一样,不是一味地采用“消色调”的处理便可达到原生态的感觉的。对化妆、服装、道具的要求亦然。
原生态的概念与造型感、形式感并不矛盾。古老长城(不包括经过修葺的作为旅游景点的八达岭长城)历经岁月风雨,沧桑中见巍峨,依然不失其撼人心魄的造型感。影片开篇时血战湘江中江东镇的一组残酷战争镜头,运用数字特技和无缝隙剪辑,制作成一个长镜头,一气呵成,虽形式感强却依然具有原生态的真实美,且充满诗意化的韵味。又如音乐,10年前我拍《长征》时,在音乐上曾运用声画对立的手法,以委婉凄美的《十送红军》与惨烈的战争景象相对立,在视听上引发了观众的想象,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此次在《我的长征》中,我建议作曲家谱写雄浑的交响乐,以此与淳朴的原生态影像形成另一种别样的对立,大反差可以形成一种当代的审美感,强化着原生态。再如录音,在适当的场景中可出现声音的主观运用和无声处理。像红军在大渡河畔峭壁小道上强行军时,可略去杂沓的脚步声,而强化众人奔跑时的喘息声,从而加强艺术感染力。
“地球的红飘带”、“遵义城头霞光闪”、“铁流两万五千里”,这是后人以诗的语言对长征的讴歌与赞美。真实的长征是极其残酷的,具有浓重的悲剧性。穿越令人难以想象的蛮荒草地,随时有陷入沼泽的危险,红军会手拉手嘻嘻哈哈成群结队地奔跑吗？这就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艺术创作自然需要对生活进行提炼和升华,但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失去真实,其艺术价值荡然无存!
三、抓关键。影片的关键有两个,即精心刻画人物和制作特技镜头。一是努力塑造人物,要精心刻画他们的性格、情感,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影片必然苍白平庸。这虽是老生常谈,却常常由于注重形式之美而失之疏忽。在刻画人物时特别要重视对艺术细节的展现,如残破的弹洞累累的军旗、党旗,如烈士们留下来的旱烟袋、亲手编织的草鞋等等,以物状人,睹物思人。典型、真实的艺术细节可以深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二是精心制作数字特技镜头。重点场景,尤其是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两场武戏,要有视觉的冲击力,形成视觉奇观,从而给予观众以审美上的满足。对此,要坚持一个原则:需要运用特技时要充分运用,但绝不脱离剧情去炫耀。要精彩,要适度,要有利于烘托剧情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最后想谈一点感想。电影诞生至今,已经历时百年。如今,在浩如烟海的电影作品面前,人们对“电影是什么”的疑问越来越强烈。电影有没有衡定因素？有没有限定因素？电影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人们面对光怪陆离、变幻不定的电影产生了“迷茫感”、“朦胧感”和“不确定感”或可说是浮躁心态。娱乐功能？教化功能？综合各种艺术门类之大成？具体说,同样为历史题材、战争题材的电影,《巴顿将军》、《甘地传》、《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战争和人》、《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雁南飞》、《士兵的颂歌》、《伊万的童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辛德勒名单》、《兵临城下》,等等等等,它们是什么？是商业大片？是艺术影片？是美国和前苏联的重大历史题材和主旋律？我只能说:是电影,给观众看的电影。我们还是要力争使我们的影片对观众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我将和电影同行们一起为此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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