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是继《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之后，一部反映邓小平重要生平和思想的专题文集。新中国建立前夕和初期，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文集收入的140篇文稿，对于深入研究这一时期邓小平的光辉业绩、思想风范和党的
着眼和把握全局，立足实际，抓住重点，确立指导西南工作的战略方针
西南地区幅员辽阔，地理复杂，人口众多，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居住最集中的地区。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两个月就解放了西南广大地区，占领了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大中城市。如何贯彻落实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方针，迅速地建立、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就成为西南局领导面临的十分迫切的问题。邓小平从西南地区实际出发，全面理解和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认为西南解放得最晚，“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主要盘踞在农村，而且还掌握着武装。土匪、地主、流氓和国民党散兵相互勾结，在乡村结合成强大的反动力量。“西南的真正战争是在农村，在反霸、剿匪”。所以，确定以农村工作为重点，首先消灭西南乡村封建势力，不仅是解决西南社会尖锐矛盾的焦点，而且成为打开西南工作复杂局面的主要突破口。同时，巩固新生政权需要完成农村土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基本条件也在于土改，农村封建落后不可能为城市工业发展开辟广阔道路。从“剿匪反霸到土改，才是我们今后真正的战争”。后来邓小平在总结西南工作时仍然肯定：按照新区发展规律，“我们工作的注意力以农村为重点，这是完全正确的”。
为彻底消灭反动封建势力，邓小平领导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并称之为“西南淮海战役”，其中又把剿匪作为首要问题。由于土匪猖獗，不仅严重影响了公粮征收、城乡经济恢复，而且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直接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所以，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西南局及军区全面部署了剿匪工作，决定采取“一元化”的组织领导，把被动、分散、孤立的剿匪战斗，转化为有机整体的人民战争。结果不到一年就剿匪85万人，保证了西南军需民食，也为稳定市场物价和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创造了必要条件。对此，毛泽东高度评价：成绩很大，“路线正确，方法得当”。
紧接着，邓小平又领导了农村土地改革。他指出：“土地改革一经实行，将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开展新的大生产确立稳固的基础，这是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为时可能两三年。主要是反匪、反霸、土地改革，直到完全消灭封建剥削。这样，农民的购买力与生产力才能提高，才能谈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农村经过土改，“生产发展了，就能够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有了繁荣的农村就有了繁荣的城市”，我们工作重点也就转到了城市。
一切围绕并服务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中心任务。西南刚解放，邓小平就提出：“要巩固政权，首先要从发展经济着手。”“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此，我们要一步步地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用全力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以及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银行和其他方面的工作，并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工业的管理。面对城市工商业的复杂情况和严重困难，政府要“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主要是在政策方面以及各种具体办法上扶持私营经济，并要面向农村。邓小平特别强调要“从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加强市场管理，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和疏畅城乡交流”。他亲自担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运筹西南财经工作，不仅自己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上”，还提醒其他领导同志从入城那一天起，就应该把领导精力转向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和秩序，并指明这是恢复工商业生产和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的关键环节。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抓紧建设交通事业，是带动西南恢复经济、发展各行各业的一项重要举措。重庆一解放，他就主持西南局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决策。他认为，我们面临着很大困难，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废俱兴。修成渝铁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可以带动经济建设，而且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对发展西南各地交通、沟通城乡交流，发展工业、繁荣经济，改善西南人民生活等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邓小平领导西南工作时间并不长，但正是由于他胸有全局，立足实际，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和事物本质，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重点、抓要害，从而很快就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
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正确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说过：“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针对西南工作的复杂情况，邓小平反复教育党员干部要注重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注意学习唯物辩证法，提高领导工作艺术。他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干部学习工作艺术很重要”。“工作艺术就是要善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善于同敌人作斗争”,特别要善于对付那些狡猾的敌人。“善于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善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总之，就是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政策。例如，在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初期，邓小平认为同时进行剿匪、反霸工作的条件不具备，应该提“剿匪生产、完成征粮”的口号。如果再提出反霸，会使封建势力很快地进一步勾结起来与我公开为敌，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第一步打击对象是那些公开武装反对和坚决抵抗政府法令、破坏经济建设的首要分子。他指出：“农村斗争的策略，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到把打击面缩得很小，树敌要少”，“在策略上切记不要树敌过多”。减租退押必须严格执行“中立富农，团结中农”的政策。土改任务是消灭封建势力，不是消灭富农和中农。“土改的关键是政策问题，政策的关键是富农问题。一方面，确定富农不动，在战略上说是孤立地主，还可以真正保护中农。”正确方法是政府法令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各级政府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实施细则或补充指示，在执行中有所遵循，使土改运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正是由于有比较充分的准备，西南从1950年春开始分三批进行土改运动，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也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建设创造了条件。
根据西南少数民族工作的特殊性，邓小平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和地区的稳定，要求无论是提出工作指导思想还是方法步骤，都要充分听取和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他特别强调要有“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的政策，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在当时首先和重要的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他说：“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特别是民族工作要注意防止“左”的倾向，不要急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要尊重而不要急于改革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以免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恐慌，对巩固革命政权不利。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绝不能急”，“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特别是上层人士赞成。例如，土改开始只限于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何时进行由他们自己决定。对民族上层人物，要采取“赎买”政策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总之，民族工作必须从各民族的实际出发，着眼其特殊性，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是邓小平领导少数民族工作的成功之举。他反复教育进藏干部，经营西藏事务要有大局观念，注意从政治上观察和解决问题。西藏有军事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没有解决，解决者多靠政治。“解放西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邓小平亲自起草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十项政策，既充分照顾了西藏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实际利益，又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大团结，受到西藏人民的普遍欢迎，成为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的基础。他提出：“金融税收政策是关系团结藏族人民的政治问题。”“在少数民族区域的贸易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决不要以赚钱为目的，只能是以为藏族人民服务为目的。”在邓小平等领导下，进藏部队严守“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赢得了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信任。
搞好统一战线是做好西南工作的基础之一。邓小平认为，统战问题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这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凡能开展统一战线团结了一些开明士绅的，都易于克服困难减少障碍。凡不重视统一战线而孤军作战的，都是一筹莫展困难重重”。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在城市统战的主要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要依靠工人阶级坚持既团结又斗争原则，与他们长久合作。刚进重庆，邓小平就提出要团结和照顾私营工商业者，希望他们同人民政府通力合作，共同想办法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他认为，既要认识资产阶级投机取巧、损人利己、惟利是图、享乐至上的阶级本质，也要认识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曾经起到和将继续起到的作用。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税收方面必须坚决征收；在公私方面坚持兼顾政策；在劳资方面主要是保护工人的积极性，同时注意纠正“左”的现象。国营企业的工资开始不能高于私营企业，要从改革私营企业腐朽机构、努力发展生产中达到工厂收支平衡。即使在“三反”、“五反”中，邓小平也明确要求必须以发展经济，利于城乡交流为出发点，对私营工商业执行政策（包括核定赃款）要不严不松：税收要严，坚决照税章办事，并与逃漏现象作斗争；在加工订货、银行放款、营业分配等方面则应松些，以利生产。把运动重点放在清查资本家窃取经济情报的经济“坐探”等问题上，既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同时也巩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邓小平特别重视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他强调：“统一战线的方法很多，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基本形式，也是我们团结大多数人的基本形式”。他还讲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联系群众、解决问题、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的形式。“任何时候都要充分运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方法。”“只要我们善于与各界人士共事，善于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善于团结人民，所有的困难是容易克服的”。他强调团结多数对少数作战，这是路线问题。“西南的封建力量比其他各地都大，我们反对封建要有步骤、有方法，要团结民主人士、开明绅士与我们一块工作”。他还很重视帮助发展民主党派工作，希望他们加快组织整理，训练干部；对于民主人士的经济利益乃至于安全保卫等，也要尽可能照顾。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面对西南新解放地区不同于老解放区的种种特殊复杂情况，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在土改、民族、宗教和城市统一战线等方面工作提出的政策、措施，总结出的很多新鲜经验，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也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论认识。
根据我们党地位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敏锐地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我们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变为执政党，由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变为领导人民搞和平建设，这一历史性转变，使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考验。当时到西南的干部很少，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一些干部思想和作风不能很快适应这种重大变化，工作中出现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有的人还追求享乐以至于腐化堕落。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什么办法来做好工作？邓小平认为，搞好党的建设是做好西南地区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为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论点。
关于党的思想建设，邓小平说：“我们许多同志犯错误就是缺乏理论学习之故。”“毛主席从来都是重视理论的，我们要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组织建设，他强调：要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增加党内的无产阶级比重；对党的组织进行整顿，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在干部使用和选拔问题上，“对党的干部的要求应更加严格。”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不应该论资排辈。他还特别注意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问题，指出：“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年青一代，我们的老同志应当培养而不是忌妒他们。”针对西南的特殊情况，他还提出要注重从少数民族中选拔干部。关于党的制度建设，他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强调各级党委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建立和加强，这是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尤其关于党的作风建设，邓小平讲得最多、也最尖锐。他告诫干部，目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苦，另一条是垮。如果要享福就得垮，二者只能取其一。一定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绝不可居功自傲，认为江山是自己打出来的，只能自己来坐，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要克服蜕化腐朽思想，“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的生活水准”。这方面，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首长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纠正不正之风。“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如果各区党委、省委、兵团和中央局、大军区几级领导同志严格律己，办到了这一点，就一定会风气一新，也才有资格去领导克服一切享乐腐朽思想，领导全党全军向前看向前进。”针对进城以后党内滋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和腐朽思想倾向，邓小平深刻地指出：“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干部）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对此，他强调：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要不得。只有“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里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克服关门主义倾向，一要坚决执行共同纲领，二要遵纪守法，三要有纯正的作风。
我们的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1950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上的一次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他强调：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民，替劳动人民谋幸福的。”他经常提醒干部：“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必然发展为官僚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不仅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而且会丧失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邓小平教育干部：“千万不能脱离群众，必须真心实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要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实事求是和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精神；尤其要自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帮助同志们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强调：工作做坏了就要自觉接受批评和开展自我批评，而且终生都应该如此。我们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我们做任何一项工作都与人民利益有直接关联，难道我们还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吗？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针对我们党内出现的不良倾向，敏锐地指出其严重的危害性，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就如何保证党永不腐化，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性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于我们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探索党的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执政能力，仍是有力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非常反对形式主义，提倡讲实话，办实事。他在信件和报告批示中三令五申：“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以注意”；“各种会议都出专刊，往往过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同时，他又十分强调领导干部要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他曾经给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建台周年题词：“人民的广播事业，是传播政策、教育人民和同敌人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他为《川东报》创刊题词：“报纸要做到真正成为加强领导和联系群众的工具。”他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邓小平认为，“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引导。”“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工作，而不是消极的。”他还指出，批评报道要善于掌握时机。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办好报纸，仍是一笔精神财富，对于不同岗位的领导干部学会掌握舆论工具，利用媒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监督党的干部，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纪伟人邓小平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追昔抚今，我们更加珍惜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研究宣传邓小平生平和思想，是为了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光辉事业进行到底。让我们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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