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第9期《读书》，刊登了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写的文章《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该文在谈到邓广铭先生承继北大名师奖掖后学的传统时，曾以邓先生高度评价原杭州大学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为例。由于《宋史职官志补正》是在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基础上完成的，所以，邓先生对其时名不见经传的后学之奖掖，
因为我是《宋史职官志补正》的作者，邓先生的奖掖，自然特别使我感动，由此而产生的巨大推动力，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学术人生。我真切地体会到，在治学的道路上，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机遇也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宋史职官志补正》这本书的成功，两头紧紧联着两位名家，一位就是上面所述的邓广铭先生，还有一位是原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
假如我没有得到这两位名家的帮助和奖掖，很可能不会有这本《宋史职官志补正》，也不可能有此后的《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和《宋登科记考》这些成果了。
首先，不能不提及傅璇琮先生。1974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杭大历史系，重操旧业。当时学校处于“文革”后期，虽已复课闹革命，但仍未走上正轨。当初，我是以大学助教身份应征入伍的，离开大学教师岗位已十二年，谈不上有什么历史研究。回校后，直到七十年代末，我也没有明确的学术方向，仍彷徨在科学殿堂之门外。1979年，我所在的历史系宋史研究室，在商议同仁的研究方向时，研究室主任徐规先生，建议我研究朱熹。我当时考虑到研究朱熹的人已不少，加之希望科研能够与教学相结合，所以未接受。徐先生尊重我的意见，经考虑后，提出让我在系里开一门选修课《中国古代官制史》，科研方面则侧重宋代官制研究。我欣然同意。
不久，以徐规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申报的《宋史补正》课题，列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根据研究室学术分工，我应承担《宋史职官志补正》工作。这可让我犯难了。因为，已有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这一得到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的里程碑式作品在前，我这个刚刚涉足宋史领域的无名之辈，去续《宋史职官志考正》，能免“狗尾续貂”之讥吗？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我请教了通过学术批评刚刚认识的、时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室主任的傅璇琮先生。傅先生坦陈了他的看法：“邓先生是宋史权威，为学术界所公认。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是开山之作，是名作，但这不等于《宋史・职官志》研究工作已经终结。邓先生自己也不这样看。限于抗战时期资料之不足，还有不少遗漏。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过需要对《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重新进行增补。我与邓先生有学术上的交往，深知邓先生的学术品格。他胸怀豁达，视学术如生命，十分关心宋史研究队伍的壮大。你的研究工作，只要脚踏实地，做好了，会得到他的肯定的。”傅先生这番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谈话，于我，犹如一盏指路灯。傅先生不但从学术发展角度和邓广铭先生的为人两个方面，肯定了我可以做《宋史职官志补正》，而且还在研究的方法上帮助我怎么做，即首先要充分占有材料，“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这样，一下子驱散了我心头的疑虑，终于有勇气接受了《宋史职官志补正》的科研任务。
在傅先生鼓励和点拨下，我于八十年代上半叶，开始了《宋史职官志补正》工作。头三年，我把精力集中在搜集、阅读、摘抄《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职官分纪》、《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吏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宋朝奏议》、《宋史》等史籍、类书以及宋人文集、笔记、方志等等。按《宋史・职官志》十二卷内容顺序，做了15册、500多万字的宋代官制史料的分类笔记。继而，用二年时间，参考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缜密地考订《宋史・职官志》，前后共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了近3000条补正条目、50余万字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书稿。1991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出版时间，离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1941年出版之期，恰好半个世纪。
诚如傅璇琮先生所说的，邓广铭先生衡量学术成果，不论资格，不计较对自己的研究的批评，完全以学术上有无建树为心中的一杆秤。《宋史职官志补正》出版后，需要进行成果鉴定。浙江省社科规划办聘请邓广铭先生担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宋史职官志补正》鉴定组组长，同时聘请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陈智超，上海师大古籍所研究员朱瑞熙及中华书局编审汪圣铎，成立成果鉴定小组。在鉴定组四位成员对我的成果表示了肯定之外，邓先生自己又专门写了鉴定意见：“半世纪以前，我曾撰写《宋史职官志考正》一文，重点在于抉发该《志》所有材料的来源及纂修者们因不熟悉两宋官制沿革而造成的诸多谬误。然因写作时限短促，思考多有不周，故在刊出之后，自行检校，亦惊诧于其中颇多极不应有之疏失，其后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为佐伯富的《宋史职官志索引》所写序言中，对拙文的失误之处亦间有指述。这说明，我的那篇文章只能算作开‘大辂’之先的‘椎轮’。然而‘大辂’却一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八十年代末，国内学者中，才有杭大历史系龚延明同志出而专心致志于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他除已先后发表了多篇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外，更以五个春秋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宋史职官志补正》这一巨著，对该志的遍体鳞伤，细致周详地加核查、比证，每一条各都有理有据，说理都是极精当，证据都极确凿，所也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此后之研究宋代职官制度者，若能以此书作为案头必备之参考书，不唯可以不至为《宋史・职官志》中那些歧互杂乱的记载而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在诵习此书的过程当中，还可以领会到：龚延明同志的这一著作，真正做到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境地，这是只有很深厚的根柢、很广博的知识才能做到的。在这种强力的感染下，又必将使读此书者，愿以龚延明同志为榜样，扎扎实实地从事一些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例如对史料的鉴别、比勘、考证、分析的技能才行。这本书是一本极具功力的书，是一本必会在许多方面都能起积极作用的书。”
1992年10月底，成果鉴定意见书寄回杭城。省规划办同志立即告诉我：“鉴定组对《宋史职官志补正》予以充分肯定，评价很高。”邓先生的评语，使我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与此同时，又使我十分不安，我感到邓先生对我是鼓励多了，实际上我所做的，不过是站在邓先生的肩膀上摘到的果实，我的成果岂能视为“大辂”呢？这是前辈大师对我的奖掖，我自应把邓先生的鼓励当作继续努力的目标。邓先生对我这一成果的充分肯定，使我深受鼓舞，坚定了我在官制史研究这块园地继续耕耘的决心。
在治学道路上的机遇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名家的学识是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敬仰；名家高尚的人品、以提携后进为已任的广阔胸怀，同样是人类进步的精神财产，而且更难能可贵、更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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