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派是明代中叶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因为该派的代表人物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故有是称。但是，在当时不仅没有茶陵派这一称谓，就连茶陵派的存在也受到了质疑。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一书所列文人团体、流派甚多，但是却没有开列茶陵派的名字。
茶陵派之名，正式见于清乾隆年间。不过在此以前，提出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又提出了“西涯一派”之说。其《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少师东阳》曰：“吾友程梦阳读怀麓之诗，为之?发其指意，洗刷其眉守，百五十年之后，西涯一派焕然复开生面，而空同之云雾，渐次解?，孟阳之力也。”“西涯一派”与“西涯之派”，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指茶陵派。
清代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又提出了几种与茶陵派之名近似的称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顾清《东江家藏集》提要称：“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炼醇雅，自娴法律。当时何、李崛兴，文体将变，清独力守先民之矩?，虽波澜气焰未能极?奇伟丽之观，要不谓之正声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翘楚矣。”
这里所说的“茶陵一派”（或称“茶陵之体”、“长沙一派”）与上文的“西涯之派”、“西涯一派”，实际上就是指茶陵派或茶陵诗派。四库馆臣明确地提出了“茶陵派”这一流派名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八）《东江家藏集》提要云：“（清）诗颇婉丽清新，文亦醇炼，在茶陵派内，可谓不失典型。”
至于“茶陵诗派”一名，则是由后来的陈田提出的。其《明诗纪事》丙签卷八《邵宝》云：“文庄（邵宝）诗格平衍，其蕴藉入古处，则学为之也。在茶陵诗派中，不失为第二流。”陈田的这一提法，只不过是对四库馆臣观点的补充与发挥而已。
茶陵派作为明中叶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是有其文学传承、领袖人物和共同文学风格的。这是构成文学流派不可或缺的因素。陈文新先生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中相应地称之为系统意识、盟主意识和风格意识。
据廖可斌《茶陵派与复古派》一文，茶陵派的主要成员有两批，一批是与李东阳同年中进士并同入翰林院者，主要有谢铎、张泰、陆、陈音等人；另一批是由李东阳的门生，即他担任乡试、会试考官和殿试读卷官时所录取的士子，以及他在翰林院教过的庶吉士，主要有邵宝、石、罗、顾清、鲁铎、何梦春、陆深、钱福等人。可见，茶陵派是一个以人缘关系为纽带而成的流派，这与以地域关系为特征的文学流派显然有别。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茶陵派是有自己的文学传承的。徐泰所谓的“庐陵杨士奇，格律清纯，实开西涯之派”，实际上已经较为准确地指明了茶陵派的文学渊源。这些人长期生活在馆阁，他们对“三杨”及台阁体是很推崇的。李东阳《呆斋刘先生集序》云：“永乐以后至于正统，杨文贞公（杨士奇）实主文柄。乡郡之彦，每以属诸先生。文贞之文，亦所自择，世服其精。”“世服其精”当然也包括茶陵派的成员在内了。其《倪文禧公集序》又云：“盖公之雄才绝识，学充其身，而形之乎言，典正明达，卓然馆阁之体，非岩栖冗处者所能到也。”正如明顾元庆《夷白斋诗话》所言，他们的诗文“隐然有台阁气象。”徐氏将杨士奇视为李东阳一派的始祖，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不过，茶陵派亦不全同于“三杨”台阁体，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即云：“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道流。”李东阳对台阁末流的“缓弱”（《叶文庄公集序》）是非常讨厌的，他有意识地引入山林之风对台阁体进行了改造，这对七子有开启之功。《艺苑卮言》卷六即云：“长沙之于何、李，其陈涉之启汉高乎！”七子的中坚李梦阳，对此也不讳言：“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因此，茶陵派是由台阁体向七子过渡的纽带。
一般来说，一个文学流派都是有领袖或盟主的。李东阳就以茶陵派领袖人物自居，其他茶陵派成员也公认其为领袖。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载：“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门生经常在李东阳家聚集，“谈文讲艺”，这说明他们已经视李东阳为其领袖了。实际上，李东阳也是以领袖自居的。《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又载：“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邵二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独李空同、康浒西、何大复、徐昌谷自立门户，不为其所牢笼，而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达。”从中亦可看出，李东阳还有一定的排外倾向。为了使自己的文学主张贯彻下去，文学宗派领袖排斥异己，是在情理之中的。
最重要的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内部成员主观上要有风格趋同的意识。李东阳诗文讲究韵律、技法，反对机械模拟，注重抒情。这也是茶陵派成员所共同追求的风格。《艺苑卮言》卷六云：“长沙公少为诗有声，既得大位，愈自喜，携拔少年轻俊者，一时争慕归之。”张治道亦云：“是时，西涯在内阁，一时文人才士罔不宗其诗法。”这说明，茶陵派成员具有自觉的风格趋同意识，他们自觉地去模仿李东阳的诗文风格。（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