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价值观是人们生活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导向，任何人的言行都自觉不自觉地受某种价值观的引导。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不同，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不同，利益关系不同，接受的教育和社会影响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以及其他主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和谐”概念的哲学涵义。和谐不是无矛盾，而是矛盾双方相互关系的特殊状态。这个概念的内涵不能泛化。首先，不能把矛盾双方共处于统一体中的状态都说成和谐。矛盾双方只要还没有破裂，就共处在统一体中，即使是斗争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矛盾也可以处在这种状态。这当然不能叫做和谐。其次，矛盾双方斗争比较缓和，统一体相对平衡的状态可以叫做稳定，但也还不能叫和谐。只有矛盾双方不仅相对稳定地处在统一体中，而且一方的发展对另一方的发展有利，即“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互利双赢”的状态，才是哲学意义上的和谐。在阶级社会里，只要阶级对立的根源没有消除，这种和谐现象就不可能是社会的总体特征和本质属性，也不可能长久地保持。“太平盛世”也好，“福利社会”也好，都不能叫做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最高典型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远远不能达到这种水平。但社会主义社会与阶级对立的社会却有根本区别。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有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在初级阶段尤其难免。正因为这样才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消除不和谐的现象，构建和谐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就在于它能够逐步消除人际利益根本冲突的根源，形成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一致的客观基础。正是这一点使整个社会的和谐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和谐违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利益，是应当消除也可能消除的现象，而和谐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必须实现也可以实现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是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的，建设这种价值体系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的任务，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题中应有之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科学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别的思想。以别的思想为指导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必然似是而非,南辕北辙。有的同志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然要以人为本,那么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也可以作为指导思想。这种观点需要辨析。
应当肯定,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道主义反对以神权压制人性,主张以人为中心,后来发展到鼓吹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对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建立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这种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仍有进步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人道主义作为伦理原则在实践上也有益于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友善,有益于社会进步。但是,这种人道主义有两个根本弱点。第一,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抽象的人性论。抽象人性论的根本缺陷就是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来谈论普遍人性,把人性描绘成与生俱来而且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是用历史来解释人性,而是用人性来解释历史,把历史的发展解释成人性的异化和复归。这种所谓普遍人性实际上又是以资产者的现实要求为“模特儿”描绘出来的。说到底,所谓人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自由,就是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也就是资产者占有无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自由和无产者向资产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平等,就是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包括资产者购买无产者劳动力的等价交换原则;博爱,就是要求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互爱合作。在这种人道主义看来,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人道主义是以普遍性形式掩盖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某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也有激烈的批评,甚至很像是颠覆性的批评,但实际上还是以维护和改善资本主义为前提的批评,并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和现实,也不能提供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第二,正因为这种人道主义以不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为前提,不提供消除阶级利益对立的途径,反而以普遍性的形式掩盖了阶级对立的实际,它也就无法在实际上彻底实行。至于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一方面鼓吹自由、民主、人权,一方面又为了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干涉别国的内政,侵犯别国的主权,更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虚伪性的露骨表现了。空想社会主义也主张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阶级基础不同,它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无产阶级在初期对未来社会的本能渴望的反映。但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抽象人性论,只不过它认为合乎人性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已。它也同样不能科学地解释人的问题,指明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基础都不同。它在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社会中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遗产。从《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到《管子》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孔子的“仁者爱人”、“泛爱众”、“修己以安百姓”到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都大力宣扬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基本思想。许多先进思想家关心人民疾苦,谴责剥削压迫,揭露贫富悬殊,留下了撼人心魄的不朽篇章,他们的爱人之心也是真诚的。这种民本思想对抑制过度的剥削和压迫、保护生产力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作为伦理原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其中无疑包含着我们今天仍然必须继承、借鉴以至弘扬的积极内容。但是,这种民本思想所依据的哲学理论也是以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形式的抽象人性论。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从批判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议论开始的。以往的一切张扬人、推崇人的理论,其共同的根本缺陷就在于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理解人。在这些理论中被渲染得极为神圣的“人”,只是从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这样的“人”,正因为被说成属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所以也就不属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只是思想家虚构的幻影,而不是现实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发现了打开这个“黑箱”的钥匙,第一次指出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生产实践是社会生成和发展的最终原因,人的本质应当从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探求,人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实际存在的人不是脱离物质的精神实体,也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实体,而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创立是石破天惊的发现,使笼罩在思想史上的千年迷雾为之一扫。此后,社会历史不再是无规律可寻的神秘王国,而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认识它。人的解放也不再是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而是可以通过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逐步实现的目标。这是思想史上最具全局意义和长远意义的成果。在今天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研究人的问题,都不应该离开这个最根本的观点和方法。离开了这个观点和方法,就有些类似在有了电灯之后还秉烛夜游了。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然要坚持以人为本,但我们说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在现阶段的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人,也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要解决的关于人的问题也不是抽象的问题,而是关系最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的一个一个具体的现实的问题。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以人为本就会流于空洞的口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无从实现。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吸纳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不是排斥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产生的各种价值体系中的积极合理的成分,恰恰相反,我们必须继承、吸纳和借鉴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第一,以往的价值体系中不仅有反映剥削阶级狭隘利益的内容,还有反映人类共同要求内容。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社会成员就不可能生活在同一社会之中,任何社会都将不可能存在和发展,这将对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不利。第二,即使是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内容,也包含着可以为我们重新诠释和改造的积极成分,可以赋予新的涵义,为我所用。西方人道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以及“和合”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应当继承和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比如我们今天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既与人道主义和民本思想以及“和合”思想有原则区别,又与两者有非常明显的继承关系。不能因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就认为由此引申出来的价值体系在今天也一无是处。我们过去曾经一度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以为凡是从不科学的历史观引申出来的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必定都是有害无益的糟粕,因而对它们全盘否定,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在实践上也是不明智的。这种做法造成了两种貌似相反而又实际相通的结果:有人借此攻击马克思主义“反人道”,也有人借此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或归结为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个教训非常深刻。当然,对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决不能连同它们的理论基础和阶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一起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的要求对这些精神财富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成分。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教育青年一代,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主旋律前提下的思想多样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当既具有先进性，又具有广泛性。(执笔:陶德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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