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中保持了高速增长，但同时也遇到了环境、资源等问题的严峻挑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早在十几年前中央就已提出，但是多年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情景是：全国各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等量的方面的指标几乎都是超目标实现，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改善经济增长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经济驱动力
不同的增长方式，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选择。有怎样的发展环境，大多数企业就会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离开市场的力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粗放的发展模式进入门槛比较低，依靠要素的低成本和无视环境因素，很快就可以形成某种竞争优势，可以创造短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起步阶段，政府采取的要素低价、低税政策，一直在延续，这就造成了一种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如果外部环境没有大的变化，企业可以轻易地获得廉价生产要素，环境成本至少一部分可以外部化，利润还在增长。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都很难主动地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很难主动地去搞技术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都在迅速增长。这些压力汇集在一起，实际上向社会上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传统增长方式有巨大的惯性，对传统增长方式，无论是地方和企业都有很强的依赖性，转变增长方式要支付巨大的短期代价，甚至在一段时间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这有时也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段时间以来，对要素价格的控制和较松驰的环境监管，实际上是把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的压力隔离在了政府层面，并没有充分地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从而也没能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韩俊：
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
我们去年在全国56个县、166个乡镇，选择了2749个村庄作了一个关于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的调查。这个调查的数据可以引起我们一些思考：第一个发现，就是一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转入城镇和就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基本上各占一半；第二个发现，在所有的农村劳动力当中，常年外出的劳动力的比重已接近四分之一；第三个发现，在常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中，举家外出的已占到三分之一，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我们对青年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转移状况也作了一些比较细致的了解。令人吃惊的一个数据是，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四分之三的村庄都认为村里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中能够外出打工的基本上都出去了，有些人出不去是因为家里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或者是家里地种得比较多，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且，我们了解到，30岁以下在家闲着的劳动力主要是种地，劳动力时间还是有剩余的。相当一部分村庄尤其是在沿海地区，80％的青年人都出去了。可以认为，沿海地区青年劳动力的剩余存量基本上已经转移完毕，每年需要解决就业的是刚刚毕业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剩余比例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达20―30％的比例。
当然，我们不能用这个研究来推断全国，但我们一个初步的结论是：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我们过去说农村劳动力是严重过剩的，农村是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蓄水池，是无限供给的，这种情况近年来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我们有一个表述就是：既过剩又不足。说过剩，是农村劳动力的时间是过剩的，总量是过剩的。所谓不足，是从结构上看，农村劳动力不足表现得越来越严重，一是有技能的劳动力供给越来越不足，二是30岁以下的年轻的农村劳动力，也就是城市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也越来越不足。
农村中年轻力壮的大都出去打工了，以后就是老人、小孩和妇女还在农村，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我们建议：对农村劳动力及时进行培训，尤其是初中毕业或者是没有考上大学的，要设法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要重视非熟练劳动力的权益保护；对部分举家进城的农村人，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在城里定居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
劳动成本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是说用什么样的资源为主推动经济增长。我们看到，有自然资源推动型经济，有资本驱动型经济，有劳动驱动型经济，有生产率驱动经济。由一个发展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且就是我们所讲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在长期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实现高速增长以后，能否转到生产率提高，也就是主要依靠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的经济增长阶段，这是我的定义。
在经济增长特定阶段上，过去我们因为有成功的人口转变，因此能够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保障资本的高积累率，我们把它叫做“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有很多测算方法，我们用总的人口抚养比做一个人口的指标。根据我们的一个估算，大概在1982年到2000年期间，总的抚养比下降，推动了人均GDP增长，贡献率是2.3个百分点，大约是同期人均GDP增长的四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人口因素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是超过了四分之一的。假如说这一人口因素不存在的话，或者反过来说，抚养比同样地提高的话，则会以同样的比例降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
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我们有人口红利时期，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可以维持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因此也形成了一个靠要素积累推动增长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增长方式也就有转变的必要。这是因为，结合国内国际的各种预测，大致从2013年开始，总抚养比以老年人抚养比的提高为主的阶段就可能发生逆转。这就意味着我们会以同样的比率，丧失一个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这个趋势已经在发生，表现在沿海地区看到了民工短缺，然后又看到了内地地区甚至在相当多的不发达地区也有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中国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向供求平衡，甚至开始出现短缺的转折点，现在开始发生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变化是一个起点，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边际上的一个变化，并不意味着在短期内中国会丧失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如果我们将来在逐渐丧失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的时候，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从单纯依靠投入转向依靠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上来，我们的竞争优势仍然可以得到保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
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想从一个简单的现象来参加讨论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大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训练，没有相对较好的岗位，他也可以在街上摆一个摊来获得收入，他有了收入就可以有消费，这跟我们关心的话题有联系。但是，他摆一个摊能挣到多少收入，这个收入和社会其他成员收入之间是什么关系，取决于很多因素。我想在这里讲两个因素：
第一，这个社会允许不允许在街上摆摊。就是说他有没有权力来给别人提供一个服务，从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现在很多城市都建设得很漂亮，但是不少城市是严格禁止在马路上摆摊的。以北京为例，是不允许沿着街边摆放修理自行车摊位的。因为路边摆摊可能会影响他人的出行方便，从而对他人获得的收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自由放任，想摆摊就摆摊，摆摊的人获得自己的收入，走路的人要获得他的收入可能就会部分受到影响。第三种情况，如一些欧洲国家，对街道资源做一些区分，比如说交通高峰的时候不可以随便摆摊，或者是繁忙的路段不可以摆摊，不是上下班高峰的时候，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晚上的时点，开放一部分街上的空间资源，允许这些人摆摊。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不同的权利安排对人们的收入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影响劳动者收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如果允许摆，第二个因素就取决于多少人想摆这个摊。如果供给非常大，通过摆摊赚取收入的机会或者是报酬就低一点，因为竞争比较激烈。
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行的分析框架可能是需要讨论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管初次分配，而政府是管再次分配的。人们经常说，由于初次分配出了问题，所以需要政府进行再次分配把出现的问题调整过来。刚才简单的例子说明，这样一个分析思路至少是有一点粗糙的。什么叫市场？市场无非是做交易的，这个交易的权利是要由社会鉴定的，允许不允许，其中政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讲，对分配结果不满意，试图进行调整、调节、干预的时候，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要加以考虑，而不能仅仅考虑第二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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