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在山东省立一师读书时,就以记忆力强、思维敏捷见长。校内名人讲演,多由他做记录。周作人1932年三四月间去辅仁大学讲演,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纲领,只信口说下去。讲完之后,邓广铭却拿了一厚本笔记请周作人校阅,周颇感意外,细看,这本记录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整理得颇有次序,大叹佩服。
■1937年,邓广铭以《〈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一文为学术界所瞩目。该文在《国闻周报》刊出后,受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的一致好评。夏承焘当时正在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其中也涉及辛弃疾,看到这篇文章后,他给邓广铭写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给你。”
■邓广铭做学问如其做人,耿介磊落。他的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乡愿”。其女邓小南感叹:“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
■邓广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稼轩词编年笺注》在1993年出版最后一个增订本之后,他又着手进行新的修改,改动百余处。如此算来,这部《稼轩词编年笺注》从1937年开始撰著到1997年临终前仍在修改订补,创作历程达60年之久。
■邓广铭先生在与学界后辈的交往中从不摆架子,一直保持谦逊诚恳的态度。浙江大学教授徐规曾对邓先生所写的《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邓先生看后立即回信说:“待再版时,一一遵命加以改正。”谦逊之情,溢于言表。
■邓广铭先生在主持《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编辑工作时,非常重视对后辈的提携和帮助,为史学界培养了不少年轻学者。他曾欣慰地谈到这点:“我们决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决定稿件之采用与否。因此,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这类事,也常常被我们引以自慰。”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广铭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十分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张广达现在是研究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知名学者,但是开始时他长期被用作俄文翻译,不能发挥所长。邓先生上任后,毅然让他回到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中。后来邓先生因病住院期间,听说北大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马上想到一些人又将因年轻、资历不够而被忽略了真实水平,进而延误晋升。于是,他叫女儿邓可蕴给季羡林先生打电话,代表他说:“请你像当年汤用彤先生擢识季羡林那样,去支持帮助这些年轻的学者。”当他听说季先生表示会尽力去做时,不禁流下了欣慰的泪水。
■在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方面,邓广铭还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在北大78级毕业生中,中国古代史专业出现了不少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当时历史系教师编制有限,不能都留下。邓先生深感可惜,于是建议设立中古史研究中心,为系里储备人才。就这样,中古史研究中心在邓先生的积极倡导下成立起来,并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卓著的成绩。邓先生在自传中说,这是“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
■杖朝之年理应享受含饴弄孙之乐,但邓先生却退而不休。他得病后曾短暂出院。在家的那几天,他迫不及待地为自己制定了工作时间表:从阅读报刊开始,逐步恢复半日工作,争取两周后步行锻炼;他还急切地叮嘱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准备协助他修改《岳飞传》……后来,他病情反复,又住进医院。他格外焦躁,一次次提出出院要求。阎步克教授前来探望,称赞他“精神挺好”,他回答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精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了。”
■邓先生生活十分俭朴,衣着只求整洁,不追时髦;饮食注意搭配,但不求精美。有一次,邓先生让保姆小陈把他裂了口的棉鞋拿出去修,小陈不解,说:“你一个大教授,鞋破了买双新的嘛,还值得送去修?”
■邓先生天性幽默,涉事成趣,提起一个话头,就能讲出一串逸闻和掌故。他的学生曾回忆起一段往事:邓先生在课堂上提及宋太祖、宋太宗,必须加上“宋”字,反对直呼“太祖”、“太宗”,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又不是我的太祖、太宗,我不愿错认祖宗。”引来课堂上一片笑声。(李蕾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