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文化语义学”正名
历史文化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术语意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当语汇（术语的自然形态）在某种情境中被使用时，与之对应的词义及具体指涉具有固定性和单一性。但随着历史文化的流衍，有着固定词义与具体指涉的语汇被用于不同的情境，其指示性随之变得模糊，在
从词源到引申意涵的转化既然与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关，反而言之，具体历史文化问题的产生也就必然与术语的历史演变联系在一起。陈寅恪在《致沈兼士》中提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页）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字”（术语）释义的认识，显然不仅局限于语言体系内部，而是强调在考察术语历史源头的同时，分析其在不同历史语境的承袭、改造、转化、延伸等情况，由语义演变探讨历史文化的变迁。
概念、术语意涵的多元性因为辞典的编纂而隐去了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而“历史文化语义学”就是要将概念、术语的意涵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事实上，在历史文化的演进中，语词不仅体现为静态的语言结构，还包含了动态的语用实践。近现代流行的诸如“科学”、“民主”、“文学”、“艺术”、“封建”、“商品”、“经济”、“阶级”、“政党”、“权利”、“革命”、“共和”、“解放”、“劳动”、“家庭”、“文化”、“国家”、“种族”、“小说”、“美学”、“性别”、“自由”、“社会”等术语的确立，都是在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的语用实践中体现其“话语”结构特征的。我们只有将语义的形成与迁衍置于其生成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加以考察，充分考虑术语生成、发展的时代性因素，方能对术语背后的历史文化意涵获得真切的理解。
“历史文化语义学”以核心术语和概念为研究对象，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各学科学术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成熟都是以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核心术语为支撑的。由此出发，探悉历史发展的轨迹，术语厘定是必要前提。冯氏《新语探源・导论》认为：“中外历史上产生的术语，是学术发展的核心成果，人类在科学及技术领域的每一项进步，都以术语形式在各种自然语言中记载下来，一个专业的知识框架，有赖结构化的术语系加以构筑。因而，术语，尤其是术语系，成为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宝库，是精密思维得以运作、学科研究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冯天瑜：《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第12页）冯氏对术语意涵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对相关词义所作的历史考察，他在术语语义学方面的兴趣，与他对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注密不可分。用冯氏自己的话说，“笔者近年来追随先哲时贤，考析‘名’史，正是希望通过汉字新名的生成经历，透见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在宏阔的世界背景中、深邃的历史长河间的演化过程，这也正是自己长期研习的思想文化史，尤其是清民之际思想文化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冯天瑜：《“封建”考论・结语》，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5页）“历史文化语义学”之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意义，通过对术语概念的不断考辨和探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学术界兴起的学术概念“辨名”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冯氏倡导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理路。
“历史文化语义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超越学科门类、超越语言文化限制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在“历史文化语义学”框架内研究的问题可以涵摄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建立，都是通过关键术语的确立完成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路径的展开，也就变得十分必要和可行。“术语是特定学科的专门用语，基本上由名词组成。范畴是思维的纽结，思维通过范畴才能够形成网络。术语也可以说是组成一个特定学科的理论体系的纽结。一种学术体系的新发展是通过术语来界定的。因此，术语是我们剖析文化、剖析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冯天瑜：《中华元典文化十六讲》第16讲《中国近代术语的生成》，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基于这一认识，冯氏将对术语与术语群的研究作为考析中国历史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历史文化语义学”在近现代文化史研究中的意义
“历史文化语义学”强调对语汇作历时性考察，并以此透析其中包含的历史文化意涵。在具体研究中，视情形不同可分为两种路径。冯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与《“封建”考论》即是从这两种路径切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中西日文化交流展开研究的典范之作，他以自己切实的研究为“历史文化语义学”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第一，通过考察生成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术语群，阐明术语在历史文化进程中的生长过程，以此建构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认识。语义的迁延不仅包括词汇在同一文化内部的历史变迁，还包括词汇在不同文化间所作的“跨文化旅行”。从全球化的视野着眼，近现代无疑是语义发展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阶段之一。王国维谈及近代新语的繁盛时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不仅文学领域，近代历史文化各领域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近代新语的创制演变过程；近代中国各种新思想、新事物、新技术的出现，是通过不断生长的新语汇、新名词予以表达的。用费正清的话说，即“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剑桥晚清史》下卷）近现代出现的大批名词、语汇，有的是重新创制（如对译西方概念）的，有的是从日本直接引进的，有的则通过对旧语词进行改造和转化。可以说，近代社会新语系统的不断扩充和膨胀，是近代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标识。
面对产生大量新语的近代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研究者却较少从考察新语的生成入手对之进行解析，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历史研究的一个缺失。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曾经感慨地说：“可惜，至今学界对于明清以来受西方和日本文明的刺激而产生的新名词的研究仍相当不足，不仅得不出一个大体的数字，而且对各个领域里新名词的清理工作也所做有限，至于其思想影响和文化功能，则更是远未得到深入的探索和整体的总结。”（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5页）
近代中国在与西方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由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滞后于西方历史文化的进程，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文化或经由日本或伴随着西方国家军事上的入侵，开始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输入中国，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思考与变革，新语的不断涌现就是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本能反应”。随着近代新语的生成和发展，近代文化的进程也由此展开了新的篇章。当研究者以历史追寻者、探索者的身份回溯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时，对于新语生成、发展以及变化历程的考察自然就成为必要且十分重要的路径。
近代历史文化掀起的史无前例的“话语革命”，不仅使文化在外在层面诸如物态、制度、风俗等方面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还促成了反映文化内在结构诸如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等方面出现与文化传统背道而驰的深刻的裂痕。近代中国社会新语的大量创制，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反映了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转换。在《新语探源》一书中，冯氏有意识地将术语考辨作为历史研究的重心，通过考察术语在近代语境中的生成、发展、变迁等情况对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进行全景式的观照。就作者对近代新语及与之相关的历史问题的关注而言，《新语探源》既是一部近代文化发展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思想成长史，又是一部近代语言史。冯天瑜教授立足全球历史文化发展的语境，通过在中西日互动语境中对近代新语进行探源究委，展现近代新语生成与迁衍，并由此剖析新语承载的历史文化意涵。作者通过全面、系统考察近现代汉字术语的生成和演变，为近现代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开拓了新的方向。
第二，通过考察术语、概念的历史衍生，勾勒概念在不同用例中词义的承袭、断裂及其变化，以此厘析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问题。“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要义，不止局限于对语义作历时性研究，它要求研究者在对语义进行考察时，着力于开掘语义变化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只有当某一术语或概念具有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时，才有可能被纳入“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范围，它所关注的是一些关键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术语和概念，通过考察关键术语和概念在不同用例中反映的语义变化，探悉由此传递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多方面的涵义。《新语探源》通过对产生于清末民初社会与文化各领域新生术语群的考察，来建构对于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封建”考论》则通过对“封建”概念作历时性考析，从总体结构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新语探源》、《“封建”考论》虽然同是冯氏在“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域的经典之作，但二者侧重明显不同：前者注重一群术语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面”的展开，后者则强调同一概念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点”的深入。
选择一个核心术语作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切入点，《“封建”考论》将术语考辨之于历史文化研究的相关性发挥到了极致。在《“封建”考论》一书中，我们看到，“封建”概念被重新安置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不同用例中概念之间既有常态又有断裂，作者通过对“封建”概念予以“历史呈现”并以此透析概念词义变化与指涉错位背后的历史因由，在此基础上，由于概念错置而产生的历史误识也就雄辩地得到了驳正。《“封建”考论》对“封建”概念的考析，与《新语探源》一样，是“历史文化语义学”方法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经典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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