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中国作协七代会期间，89岁高龄的老诗人蔡其矫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不慎摔伤，听到这个消息时，不禁心里一悸。但想到蔡老为人旷达，身体底子又好，也许不会有大碍？然而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的2007年1月3日，他竟在京与世长辞。他的美丽旷达的诗魂凌空而去，让作为读者与朋友的我，不禁为之叹惜、为之嘘唏。
蔡其矫走了一个来月了，想写一篇悼念他的文字，于是找来他的诗集，找了王炳根撰写的传记《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和曾阅著的年谱《诗人蔡其矫》等书籍，读了起来。在诵读遗作以及有关的传记中，我对蔡其矫的回忆便浮想联翩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蔡其矫诗歌创作的第一个喷发期，他接连出版了《回声集》、《回声续集》以及《涛声集》等三部诗集，以一个富有艺术个性的青年诗人的姿态出现于新中国的诗坛上。
我于1956年秋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正在做着诗人的梦，不仅大量地诵读中外古今诗人的诗，也尝试着写诗。于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同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诗坛相遇，我可以说是蔡其矫的一个崇拜者，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是蔡诗人的“粉丝”。在这三部诗集中，我最喜爱他吟咏故乡、歌唱大海和爱情的诗篇，诸如《厦门之歌》；还有把鼓浪屿描绘成大海中的睡美人的那首诗；当然还有那首写于万山群岛水兵营房旁一块岩石边上，喊出了“太阳万岁！月亮万岁！星辰万岁！少女万岁！爱情和青春万岁！”的《红豆》。这些诗篇，与我思乡的情绪共鸣，点燃了我那青春的火焰。蔡其矫华美的诗句，浪漫的情怀，青春的激情，使不少青年人迷恋上他的诗。我相信在当时的大学生中，喜欢蔡诗的决非我一个人。
但是，作为一个有艺术个性的诗人，蔡其矫是不见容于那个只唱颂歌和喊口号的时代的。到了1958年夏秋之间，蔡其矫和他的诗就遭到批判，且形成围攻之势。不仅蔡本人因同丁玲、陈企霞以及公木的关系在中国作协遭到批判，《文艺报》、《诗刊》以至《人民日报》均发表了不少批判蔡诗的文章。我的大学同班X同学也写了一篇《评蔡其矫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发在《诗刊》1958年10月号上。我不赞同他的观点，曾同他论辩一番，但无补于事，只能眼看着蔡其矫受批判。
后来就听说蔡其矫只身从北京回到了福建，但故乡给他的也是冷遇和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他在60年中期到70年代末的十多年间，经历了种种坎坷和不准歌唱的岁月，才于70年代末从流放地闽西永安回到福州，又回到诗坛。这十多年间，只能听到诗人点滴的信息，后来《福建文学》副主编魏世英同志约我写关于舒婷诗歌的评论，才得知蔡其矫仍然坚持诗歌创作，并热情发现和扶植了后来成为朦胧诗旗帜的舒婷。
接着是80年代中期在故乡与蔡其矫的第一次见面。这是等待了30年的会见，虽然此时我再也不是30年前的那个诗歌爱好者和“粉丝”了；而且蔡其矫也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者，他脸上已写下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沧桑,但当我说起30年前对他诗歌的痴迷以及30年来对他的期待，我们彼此都像孩子似地雀跃起来。那是1985年初春在厦门，我接连参加两个会议以及应邀为厦门大学中文系学生讲课，然后抽空第一次到泉州游清源山和开元寺。与蔡其矫的第一次见面就在他的故里泉州，当时他还要带我到泉州大桥附近紫帽山下圆坂那座20世纪30年代建的洋灰楼上看看他的家园，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了，未能成行。
1987年春，我调到鲁迅文学院任教，并主持教学行政工作，从此同蔡其矫的来往就多了起来。蔡老曾于上世纪50年代初在鲁院的前身中央文学讲习所工作过，教过外国文学，当过教研室主任，对鲁院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另一方面，他还是热情地关怀青年诗人的创作，时常推荐一些年轻人到鲁院进修，于是来院相当勤。当时他的工作关系还在福建文联，但家在北京，于是大半年的时间待在北京。从他在朝内竹竿胡同的家到朝外十里堡的鲁院，他每次都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代步（当年在北京有三位老诗人出门是骑自行车的，那就是蔡其矫、牛汉和邵燕祥）。到我的办公室闲聊一阵，就去关心他的美女诗人去了。
其间有两次给我留下印象是很深的。一次是1988年春天，在北部湾诗会举办前夕，他专程来鲁院为一位他推荐参加诗会的女诗人请假，此诗人正在我院第四期进修班学习，进修班刚开班不久，她怕请假不准，于是就让蔡老来为她请假。还有一次大概是1991年秋天，他推荐了一位女作者参加鲁院第七期进修班，一开学他就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赶来了，正赶上举行开班典礼。我建议请他到主席台上就座，但被一位主管政工的副院长拒绝，理由没有明说，我是心知肚明的，无非还是扯着一些历史老账不放。我为此很生气，也拒绝上主席台，同他在后排坐了一会儿。那次，望着蔡老骑着自行车离开鲁院的背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很对不起他。大概从那以后，他就不到鲁院来了。
至今我仍为那次伤害了蔡老而深感遗憾，可是如今到哪儿去向他道歉呢？好在，他那充满浪漫色彩和创造精神的诗魂已凌空而去，他留给我们的十几部诗集永存人间，这是可以告慰他的朋友和热爱他诗歌的广大读者的。2007年2月6日于北京亚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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