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
问题之四：王国维词学与迦陵词学之大别：
在词学研究中引进西方理论，王国维先生可谓开其先河，而迦陵词学在这方面也成就斐然，故而不少人将叶先生视为王国维先生之后继者，但是实际上迦陵词学固然也颇受王国维先生词学之启发，但是二者
问题之五：“文本潜能”与“双重语境”
“文本潜能”是叶先生借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文艺理论概念，这是指有些文学作品，由于其独特的语言或结构，使得其文本蕴含了“多义”的可能，因而给读者的阐释提供了多种途径。这种可能的涵义越多，作品的“文本潜能”也越大。上文说到，对于李商隐的一些诗，读者从中也可以别有体会，但是那只能说是读者的自由感发。其实张惠言认为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一词有“《离骚》‘初服’之意”，王国维认为李?的《山花子》（菡萏香销）一词可以看出“‘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还有他从北宋几位词人的小词里看到了“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等等，所有这些也同样是他们作为读者的自由感发（张王之不同，在于前者指实自己所想就是作者之意，后者则承认仅仅是自己所想，对此叶先生已经多次阐明，不赘）。既然都是读者的自由感发，那么李商隐诗与温李词之不同，关键就不在于读者，而在于作者。李商隐写诗是完全显意识地写自身之情志，而温庭筠、李?等却不然。这种作者未必有此心、而读者却有此意的自由感发，用传统的词学批评来讲，即是谭献所肯定的“读者之用心”；用西方文学批评来讲，即是所谓“创造性背离”。以西方“新批评”的文学观而论，作品既然已经创作出来，就与作者无关，而应该任由读者去发现其价值。可发掘的地方越多，其“文本潜能”就越丰富，这样的作品也越好。尽管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可能背离了作者的原意，但是因为它使得作品的涵义更为丰美，所以不失为读者的一种有价值的再创造，此即“创造性背离”之谓。正是因为文本存在多种“潜能”，才导致了读者的“创造性背离”。所以“文本潜能”与“双重语境”之区别在于，“文本潜能”实际上是与作者无关的，而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则从来是与作者密切相关的，而“双重语境”之能否形成，也是取决于作者之有心或无意。像李商隐诗那种由作者有意造成的深隐幽微，就不是迦陵词学之中的“双重语境”了，只能说它有丰富的“文本潜能”，读者之自由感发联想乃是一种“创造性背离”。
作者创作的作品与作者本人无关，这在一般看来是显然不合情理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学批评自有其主观性，读者对作品的自由阐释是他人无法限制的，读者的水平容有高下，好恶容有偏颇，但是批评的权利却是同等的。那么读者对作品的这种自由阐释，是否就一定是“创造性背离”呢？那也未必。从理论上讲，读者对作品的阐释虽然是完全自由的，但是文学批评也不能脱离作品的文化背景，“背离”的分寸之把握乃是极重要而且极微妙之事。实际上正如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完全的“背离”也谈不上什么“创造性”，不过是妄言而已。所以谭献谓“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应该理解为“读者自己的阐释也可以是对的”，而不能理解为“读者自己的阐释全都是对的”。所以总结起来，或者可以说“文本潜能”包含了“双重语境”，而“创造性背离”则明显要少于“读者之用心”。
目前叶先生的著作已经有了很多种版本，关于词学（以及诗学）的理论错综见于其中，那些论文或讲演也往往可以互相印证补充，如果想对叶先生的词学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应当把这些都联系起来看，而不能从一两篇文章之中断章取义，这也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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