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偏向”一词来自于传媒学。文明在传播的过程中，因侧重的方向以及倚重的传播媒介不同，会出现“空间的偏向”与“时间的偏向”。文明的空间传播包括内部整合与外部扩张两部分，内部整合指文明内部各社会阶层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分配、流动与共享；外部扩张指一种文明因为内部需要而对文明以外的自然生态领
语言的空间偏向
文明的空间传播到了后期更大程度上是靠语言来完成的。西班牙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曾坦言：“语言是帝国最完美的工具。”英语就是最恰当不过的例子。罗伯特・菲利普森在《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由于英语和其他语言在“结构”和“文化”方面不平等地位的建立和不断重建使得英语的统治地位得以维持和继续下去。这里的“结构”泛指物质性东西，如学校、财政分配；“文化”指非物质性或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结构”和“文化”方面的不平等使精通英语的人受益，更多的物资资源被不断地划拨到英语门下。菲利普森进一步指出，现在，语言的钟摆正朝着另一个方向摆动，大有将英语促成解决当今各种问题的唯一一种国际通用语的趋势。这种趋势把英语自身归为一类，强化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英语几乎是解决所有重大问题的最合适不过的语言。
纵观当今全球范围内推崇的英语语言教育，人们发现，弱势语言国家不仅对诸如英语书籍、英语教师岗位的物质产品有需求，还对其思想和教学原则这样的非物质产品有需求,这给英语国家带来很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英国委员会主任早在1987/88的年度财务报告中就说：“英国真正的黑金不是北海石油，而是英语语言。”上世纪80年代中期BBC英语教学系列节目《跟我学》首次出现在中国电视屏幕上时，当时的观众估计达一亿多人。教学节目里那种语言的讲述和训练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这种方式是一个教学标准，也需要“结构性”的财政投资，并可能伴随着经济效应。
上世纪50年代后，随着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经济上与第三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其理论观点、意识形态与一整套价值观念也随之在全球多元话语体系中占领了权威话语的地位，全球出现了以英语为代表的语言的空间偏向。英语国家的语言形式和功能作为所有语言活动的标准是语言的一种空间扩张，这种扩张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遏制了弱势语言国家的语言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语言倚重下的文化空间垄断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符号系统，更是思维工具和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语言携带着文化，而文化又携带我们赖以判断自己、判断我们生活的价值体系。拥有一种语言就拥有了这种语言所承载的世界。有专家在谈及英语后殖民文学创作语言中论述道，在殖民过程中，语言和武器是摧毁民族文化的强有力的工具，尤其是语言，它在瓦解殖民地的传统文化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渗透作用，语言作为殖民者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可以从根基上腐蚀并彻底摧毁另一种文化，使一个民族因为失语而失去民族文化的载体，从而导致这种文化在历史舞台上的隐没或淡出。
语言“核心国家”从科学、教育、媒介等多方面入手对“边缘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如在科学领域，他们不厌其烦地为“边缘国家”提供师资和讲授内容，在教育和媒介领域他们利用多种手段向“边缘国家”输出电影、电视剧、青年文化和整套文化外交活动，等等。
随着英语霸权地位的不断强化，科学、教育、媒介等领域的文化渗透现象将更为严重。王岳川在《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一书中警示世人：“帝国主义在今天已不再以领土征服和武装霸权进行殖民主义活动，而是注重在文化领域攫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并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殖民主义活动，甚至通过文化刊物、旅行考察和学术讲座的方式征服殖民地人民。”强势语言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文化上进行“西化”渗透，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移植到弱势语言国家，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这是一种以扩张为指归的“空间垄断”意识。
语言领域的生态危机
现代社会，人们对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有着足够的认识，但对保护语言生态、保护语言多样性的认识却不足。诚然，为了便利国际间交往,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在一定程度上给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们交往带来了便利。但是,英语作为强势语言在全球的普及将其他语言推向边缘化的趋势,使得众多民族语言或本土语言濒危乃至灭亡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世界上6000多种语言有40%-75%是濒危语言，到21世纪末将有4000种语言不再有人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的报告指出，世界上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大约有一半的语言处在危险之中或濒临消失，平均每个月就有2种语言消失。今天人类语言的消亡速度是哺乳动物濒临灭绝速度的两倍，鸟类濒临灭绝速度的四倍，语言领域的生态危机已经出现。
国内外有关专家普遍认为，虽然历史上造成语言的大规模濒危消亡的原因诸多，如自然灾害、战争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种族灭绝，从而导致语言消失，但因某种语言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强势地位导致其他语言转型，造成某一民族的成员逐渐放弃自己的本族语言，并最终导致这一语言的消亡是当今众多少数民族或土著民族语言濒危或消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语言多样性是储存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一种语言的消亡，就意味着人类知识宝库里的一部分内容流失。克里奥尔语研究专家及生态语言学家米尔豪斯勒强调，生态语言学的关键是多样性及其功能性的相互关系。生态语言学所追求的保持语言多样性问题与人们所关心的生物多样性问题联系在一起。语言的多样性“反映了人类数千年来对复杂环境状况的适应性”，不同的语言不同程度地解释了生物的多样性。国际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问题研究专家斯库特奈布-
坎格思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以牺牲其他民族母语教育为代价的英语全球化的教育政策扼杀了其他语言。她提出，如果不保护和维持“语言人权”和语言的多样性，就会给我们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和认同的标志，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方式。一个民族的智慧、技艺、宗教、风俗、历史都深深地蕴藏在它们的语言之中。的确，一种特殊的文化是不可能通过一种全球化的语言并以一种人类共同的方式传播和承载的，它只有通过一种特殊的语言、携带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与其他文化交往并传播。只有用特殊语言写成的文字记载，才是传播并保存一种特殊文化的主要途径，只有这种特殊语言，才可以承载这种特殊文化的全部内涵。
在全球倚重英语的今天，弱势语言国家应对本土语言和文化身份有着深刻的认识。语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每一个语种，不管其使用人数的多少，使用范围的大小，都是那个民族灵魂的源泉以及文明的承传载体，失去一个语种就意味着伴随这个语种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消失，也意味着失去了一种人类的文明。因此，弘扬本民族语言，保护语言生态是全人类应尽的义务。（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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