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朝代来划分的，从而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辽金元、明代、清代与近代等。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中国的文学发展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每个王朝的文化政策、每次大的朝政变动，都会引动文人们敏感的心理与情感，并对其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产
实际上，朝代更替时期的文学，也许不一定都是创作上的高峰期，但却肯定是文学思想、创作心态、审美趣味、文学风格等重要文学因素的大变化时期，从而显示了其变异性、过渡性与转折性等重要特征。而且，其变化常常是前一朝代各种历史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时又会对下一个朝代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研究朝代更替与文学变迁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梳理各种文学现象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对文学的演变过程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有利于对中国文学史作整体上的把握，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各朝代更替时期文学演变的相同与不同的诸复杂因素的研究，进而发现一些带有深层规律性的东西，以便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做出更深入的探讨。
具体到元明之际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研究而言，这种研究方法就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首先，保证研究对象的完整性。
元明易代之际的文人往往由于政治归属的原因而被划入不同的政治势力，又由于不同政治势力兴衰而被分属于不同的朝代。其实从文学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是很没有道理的。比如宋濂与戴良二人，同属于浙东文人，同出于柳贯、黄?之门，但清代学者在将二人的别集收入“四库全书”时，却将戴良归入元代，而宋濂则归入了明代。其实二人不仅年龄相仿，而且仅就卒年而论，戴良卒于洪武十六年而宋濂仅卒于洪武十三年。之所以将较宋濂还多在明代生活了三年的戴良归入元代，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迄未食明禄也。”宋濂则早在元至正十九年即被朱元璋所聘请而投入朱明政权，因其为“开国文臣之首”而被归入明代。这种归属对后世影响极大，今人杨镰《元诗史》仍将戴良归入“赴难诗人”之列，而宋濂则成了明代文学的开山人物，多数文学史著作都将宋濂被朱元璋征召笼统地说成“明初”，甚至专业历史工具书《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也说他“明初应朱元璋召至应天”，其实宋濂受征召的时间距明朝之建立还有整整九年，将其说成“明初”显然是一个叙述上的失误。如果就文学思想研究本体看，这种划分是非常不利的。宋、戴二人同属浙东金华文人集团，同出一个师门，都强调文学的政教与实用功能，很能代表该地域文人文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同类的情况还有杨维桢与陶安。如果将元明之际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样的割裂之弊将会被避免，从而更完整地观照该时期的文学思想。
其次，完整认识当时文学思潮发展演变。
台阁体是明代前期流行的文体，今人的文学史著作大多以“歌功颂德，形式工稳”来概括它，而且在叙述立场上大都持贬抑态度。其实对此作出较为准确概括的还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在序杨荣文集时说：“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沉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其核心在于实与醇，合于道的宗旨与实用的目的,当然还要加上“逶迤有度”的温柔敦厚体貌。这是明代前期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台阁气象”。
但台阁体并非始于明代，如果仅就明代自身着眼，便很难对台阁体有一个完整认识。台阁论诗文起码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但是把台阁与山林作为相对应的两个体派却是始于元代。元代文人尽管在政治仕途上机会不多，而且即使进入朝廷也很难占据重要的决策位置，但是他们在文化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凡属制作礼乐、纂修史书、诏诰奏议、碑铭传记等事，均须靠他们承担，因而馆阁就成为他们施展才能的地方，同时也成为许多文人向往羡慕的地方，而台阁之文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文人所尊崇的理想体貌。到了明初宋濂，非常明显地承袭了元代的台阁体内涵，但他也有两点突破，一是将原来用之于论文的体派划分推及于论诗，并且没有完全排斥山林之诗，而是肯定了“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眇以幽”的长处；二是以气之强弱来区分台阁与山林的不同。元人虽也经常以气论文，但他们所说的气主要指王朝疆域广大与国势强盛所造成的气势之盛，宋濂也讲朝廷的气派与威势，但又必须最终落实到创作主体志气的深厚硕大。宋濂的观点代表了明代刚刚建立使文人们所拥有的自信与豪迈，并且集中体现了一批文人从山林进入台阁的心态与文风。到了三杨时的台阁体，依然继承了体貌平和、崇尚实用、看重理学的传统，但已经不讲文辞婉丽，不讲主体盛气。显而易见，对台阁体文风的演变，必须要将元明之际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其三，更深入探讨当时文学思潮的复杂成因。
许多历史因素都不是产生于一时一事的现象，而是存在着许多深层的复杂历史关联，只有将某一阶段的前后关联都弄清楚了，此一时期的许多现象才能呈现出其真实面貌。比如明初许多文人都有很强烈的隐逸倾向，以前学术界大都将其归于明初朱元璋严刑峻法的威慑以及对于旧王朝的留恋等，其实情况相当复杂，某些因素是元代历史的延续。可以说隐逸是元代文人很普遍的人生旨趣，而且越到元末这种隐逸倾向越强烈。而要追究元代文人的隐逸倾向，又必须考察有元一代文人群体存在的整体状况，比如科举考试的停止，文人地位的边缘化，文化政策的宽松，江南经济的发达等等，只要这些历史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隐逸的倾向就不会消逝；即使这些因素已经改变，文人们长期养成的人生旨趣依然会因为顽强的历史惯性而难以遽然改观。更何况有的历史因素表面上似乎已经改变，却依然在深层保留着原有的性质。比如文人的地位问题，所谓元代文人地位低下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仕进的机会与成功的可能，而是在两个方面与宋代相比而大相径庭，一是不再通过科举考试来铨选官员，而是通过荐举的方式以入仕途，并且大都要经过一个充当吏员的时期，然后才能辗转升迁；二是汉族文人尤其江南文人在政权结构中即使做了官，也不能做正职而只能位居副职，并因此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心中常有压抑与苦闷的感觉。进入明代之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观，科举制度得以恢复，文人被大批地征入朝廷为官，照理说文人们应该纷纷走出山林而踊跃入仕。但实际上并没有如此乐观，更多的人还是隐居不出，弄得朱元璋最后不得不制定一个“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的法令，即凡是不肯做官者一律可以抄其家而斩其首的规定。朱元璋尽管想方设法将文人驱入仕途，但使用文人却太随意轻率，常常将他们当吏员对待。文人的地位难以稳定，尊严难以保证，才能难以发挥，还常常遭受莫名其妙的责罚，甚至有性命之忧。如此情况自然使他们依然会采取回避政治的态度，从而难以改变其隐逸的人生选择。认识到这种复杂的现象，就会对明初文学思想的复杂内涵与演变趋势具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从理性上讲，文人们对于战乱的结束，对于汉族政权的建立，对于国家的统一都满心欢喜，并为此写作诗文表达激动的感情。当时的宋濂等主流派文人都渴望文学就此能展现出博大昌明、雄浑高昂的格调。但是由于隐逸倾向的存在，由于文人回避政治的态度，由于文人惴惴不安的心理，因而这种文学的理想并没有变成文学现实，反而使文学创作迅速地衰落下去。
从上述情况看来，以前所谓的文学整体观需要得到纠正：整体观不仅要从明代一个朝代的文学整体着眼，更要从跨越朝代的元明之际这一整体观入手，才能把研究推向深入。而其他朝代的转折之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此种情况,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理应得到加强，也有着广阔的学术前景。（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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