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引发代际冲突
近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同保德信金融集团联合发布了引人注目的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报告指出，到2040年，中国老龄人口总数将达到4亿，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
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
回眸过往，在迄今为止有关老龄化的政策应对中，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是被屡屡提及的两大命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科学为健康老龄化服务”。健康老龄化（Healthyageing）的理念逐渐得到传播。2002年，第二届马德里世界老龄大会推出了“积极老龄化”（Activeageing）的概念和命题，得到世界各国的响应。
无论是健康老龄化还是积极老龄化，都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这两个概念之间也有交叉的内容。从老年人口学的角度出发，健康老龄化是指身心健康的老年人口比例和规模扩大的过程，积极老龄化则是指参与发展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和规模扩大的过程。健康老龄化强调的重点是人在进入老年之后，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在各方面，包括生理、心理、智能等方面良好的状态。积极老龄化是指老年群体和老年人自身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仅在机体、社会、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而且要积极地面对晚年生活，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可以继续为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2002年，马德里世界老龄大会《国际行动计划》要求各国制定三大优先政策：第一，老年人与发展优先；第二，老年人的健康与福利优先；第三，保持切实可行的支持环境优先。
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但可能与“社会和谐”构成一定程度的冲突，因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更多是从老年人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和谐的大命题下，仅仅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解释不了老龄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代际冲突和社会冲突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在“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框架外寻找新的出路。
“和谐老龄化”：促进社会和谐的新路径
老龄问题不仅仅是发展问题，也是社会关系问题、文化发展问题和制度规范问题。如果说“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更多是从个体或者群体的角度来理解老年人和老龄问题，那么“和谐老龄化”更多是从个体和个体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甚至老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老年人和老龄问题。“和谐老龄化”要促进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和谐。这些关系的和谐不仅有助于社会的总体和谐，也必然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如果我们将“和谐”理解为是和而不同、存异求同的过程。“和谐老龄化”实际上是经济学所描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可定义如下：老年人在行使公民权利的时候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在不损害他人福利甚至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前提下来享受和增进老年人自身的福利。和谐老龄化站在了社会和谐发展的立场上来思考和促进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和谐。
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再到“和谐老龄化”的认识路线，使我们认识到其实人类真正需要的不单单是健康的、积极的或者是和谐的老龄化，而是成功的老龄化。毫无疑问，“成功老龄化”是多维度的集合概念，是健康、积极、和谐老龄化的交集。成功老龄化的“实现度”可分类如次：首先，最成功的老龄化是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谐老龄化的集合；其次，亚成功的老龄化则既可以是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结合，也可以是健康老龄化、和谐老龄化的结合，或者是积极老龄化、和谐老龄化的结合；再次，偏成功的或者次成功的老龄化，则意味着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谐老龄化处在分离和相对独立的状态；最后，不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老龄化，就是与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谐老龄化无涉的病例性、消极性和风险性的老龄化。
物质的或者经济的供养已不能克服老年人对孤独的恐惧，也不能替代老年人对亲情的期待。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家庭养老“供求错位”问题说明了代际和谐对于保障老年人福址何其重要！儿女提供的经济性养老供给与老年父母的非经济性养老需求错位提出了一个养老供给的有效性问题，说明养老支持可能是负效供给（如“啃老”一族），也可能是无效供给和低效供给。如果在农村，儿女能给养老钱应该算是“孝顺”了，但在城市，一些老年父母因为孤独而将给了钱但因为忙没有经常性看望父母的“孝顺儿子”告上法庭。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两代人对孝的理解的冲突。显然，缺了“和谐老龄化”这一维度，老龄化就不可能真正成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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