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四百年间，经学是作为主流思想形态而存在的，尊圣、崇经，直接影响了汉代人的认知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经学成为汉代意识形态的主流与正统，并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某种思想武器与评价历史人物及当代人物的准则。从经学视角审视，汉代屈骚评论表现出的差异乃至对立也就不难理解了。
汉代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
两汉之际的扬雄，是一位辞赋家，也是一位经学家。扬雄有感于屈子的悲剧结局，于是作《反离骚》以吊屈原。然而，扬雄的崇圣、尊经的思想观念，又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对屈原行为方式采取否定的态度。《论语・述而》记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易・乾卦》说：“潜龙勿用”；《诗经・大雅・?民》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因此，扬雄对屈原的以死报楚不以为然，《汉书》扬雄本传中说：“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在《反离骚》中又谓：“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扬雄认为屈原应当怀瑾握瑜，效法孔子的榜样，“周迈”天下之后，“终回复于旧都”，尽其所能而有所作为。扬雄以圣人、经典为参照来论屈骚，可以说为汉代士阶层树立起一种新的处世原则。随着经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日益加强，士人的角色、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统治存在的不可变更，并与之适应；另一方面，作为掌握文化知识的阶层，他们又试图参与政治，对政治、君主有所助益。扬雄重新审视了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士”的生存之道，承认士之“遇”与“不遇”的存在，面对“不遇”这种困境时，全身自守，等待“遇”的时机以实现人生的价值。
班固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离骚序》，见录于东汉时期的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叙》之末，其中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阍、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不赞成的是屈原处浊世而自伤的行为方式，对他的才华与品格不无惋惜之意。他批评《离骚》有“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缺欠，这也是他批评屈原的行为方式的依据。班固主要生活于明帝、章帝时期，他整理编撰的《白虎通义》，是一部诸儒讲议五经并由章帝亲自裁定正误的经学文献，其核心问题就是要树立君权，维护君权。在这种思想的约束下，班固信奉的只能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了，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就不能不囿于这一规范。在班固看来，屈原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国君的关系，“强非其人”，自然“非明智之器”，更谈不上“与日月争光”了。
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表达了完全不同于班固的对屈骚的评论。在这篇序言中，王逸针对班固对屈原“露才扬己”的指责，依经反驳道：“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笔者认为，王逸的屈骚评论，是东汉经学学风的反映。东汉中后期，经学教育不断发展，《后汉书・儒林列传》说：“顺帝感翟?之言，乃更修?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通经致用是东汉经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经学文化中包蕴的忠贞为国、不惜一死的精神，滋润了东汉后期相当多的经生、士大夫，以至于直言敢谏、至死不屈的直谏精神成为一种立身准则，形成了一种“?直之风”（《后汉书・党锢列传》）。王逸《楚辞章句》的评屈骚，正是东汉后期经学致用学风的体现，包蕴着一种关注现实、革新弊政的时代要求。因此，王逸极力称赏的人臣应该“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而竭力批评那种“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的行为。从经学视角看，班固与王逸在忠君这一点上并非本质不同，只是二人对忠君之道的理解有异，即班固偏于循礼自律而王逸偏于伏节死义罢了。（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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