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天，丘吉尔在北非前线与他的爱将蒙哥马利到一家餐馆就餐时，问蒙哥马利喝什么酒？蒙元帅答道：“水。我不喝酒，不抽烟，睡眠充足，这就是我保持百分之百状态且捷报频传的原因。”丘吉尔幽默地反唇相讥：“我嗜酒如命，很少睡觉，一根接一根地抽雪茄，这就是我保持百分之二百的状态且指挥你获胜的原因。”
这当然是吸烟的人对未染此种恶习的人的一种调侃。在一个科学的世界里，没有谁能证明吸烟的无害反而夸夸其谈吸烟有益而不觉“英雄气短”。不过稽考清人《香祖笔记》，却有“可明目，有避疫之功”一说，还说“吸烟是艺术的事情，但能享受这项艺术，必须讲究吸烟的艺术”，教人“吸烟不当专吸某一类的，应当在适宜时候来吸各类烟才好；照普通生活来分配，早晨当吸水烟，出门吸纸烟，中午饭后当吸雪茄，晚饭后当吸旱烟，到田野去玩该吸潮烟，这些好处，理论说来太长，事实可为明证，诸君不信，曷尝试之”。
请不要误会，这不是烟草推销广告，然而它具备不是广告的广告效应。烟民很容易不讨报酬自觉地承担宣传义务。甚至“曷尝试之”的，还包括未成年人：“我七岁已经烟吸，后来因为得了黄病（贫血，抑或黄疸性肝炎），家中严厉地禁止；直到中学，才又开戒。”
他是从“吸一根试试”开始的，而且感到“苦溜溜地辣”，不再吸也就罢了。可问题是周围的小友、身边的大人，都叼了根香烟，这就形成了心理学上“无条件刺激物”的条件，烟瘾的发作，加上“时尚与时髦”，反对吸烟或戒掉烟的人“又吸烟了”，是很普遍的。
时尚与时髦是一种心理趋动，它虽不像吸烟会出现强烈的生理感受，却能出现强烈的心理感受，让你说不出哪里“痒痒”――人家减肥她就觉得自己胖，人家打喷嚏他就想喝感冒冲剂。一旦持有这种心态，是能够冲击幼小的心灵的。
《方氏物理小识》云，“烟草出吕宋国，一名淡巴菰，中国唯闽产佳。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肉果’，渐传至九边皆街长管而火点吞吐之，有醉扑者。崇祯时严禁不止。”烟之所以成“气候”，确在于人的趋众与效仿，因此吸烟的队伍即使可以有限节制，却难以遏止住无限膨胀，“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又据《蕉轩随录・续录》载：“乾隆以前尚系用木管、竹管、镶以铜烟锅吸之，名曰旱烟；后则甘肃兰州产水烟……又有铜制二马车水烟袋者；近年来洋人复制烟叶，卷束如葱管，长仅三四寸，其味烈易醉，若鸦片烟之流毒天下，实非旱烟、水烟比矣。”
这简略记录的可以说是中国烟草小史的提要。对烟的初始的吸法也历历在目。那位古人纪晓岚，堪称历代烟民的代表人物，他是吸旱烟的，“每一次烟锅中可装二两，自内城至海淀尚不尽，都人呼为纪大锅。”一袋烟能从紫禁城到今日之清华园，那时乘轿、骑马，需几个钟头？中国人口众多，消费能力浸淫漫无止境的消费市场，这一点英国人是最先想到的，可他们最先想到的，当然不会是“吸烟是艺术的事情”。
好在当今已无人怀疑吸烟有害，却也无人怀疑戒烟的无力。法律禁毒不禁烟，也是处在“罚不责众”的困惑之中。反对吸烟的人“又吸烟了”，不管对谁，说的也是戒烟之难，劝人戒烟不能形成不吸烟的助力，有时还会适得其反，形成“反助力”。联合国一年又一年的“戒烟日”，恰是面对世界广大烟民的困惑日。
吸毒是吸烟的最高级别，简直像“战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的比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1810年，法国药剂师塞图内尔从鸦片中首次提取出生物碱，渐渐地这种以“吗啡”命名的麻醉药品又衍生出海洛因、可卡因。寒图内尔没有想到，这种“真实而又血腥”的“白魔”，已经造成人类的巨大恐怖。
中国古书上有一个荒诞故事，是说人在弥留之际，第一个去处是到孟婆庄“报到”，以“注入轮回册内，转世投胎”。在那里有被唤作孟姜、孟庸、孟戈的三位美人，令你“势难袖手”。也不知嗜烟或吸毒者有无此种“皆入佳境”的经历？
吸烟是慢性自杀，一说生命遭了蚕食；吸毒是从速赴死，一说是生命遭了鲸吞。实际上鲸的喉咙极小，能吞得下人体，但咽不下人体，免不了要过牙齿这道关，被它“嚼”了。这实在不是客孟婆庄尽享红颜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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