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安德鲁・怀尔斯是个英国人,十几年前应聘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从1991年到1997年,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他除了参加日常的教学外,人们在校园里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绰号“隐身人”。令人十分费解的是,作为一个从国外高薪引进的知名教授,安德鲁・怀尔斯在“隐身”的7年间,竟然述而不作,一篇论文也没有发表。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用了7年多的时间解决了一个350年来没有人解决的数学难题――“费马大定律”。他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全世界。
安德鲁・怀尔斯教授的成功,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是他本人对数学事业的执着,对科学的热情和忘我精神。他怀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信念,克服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忍耐住寂寞,埋头于枯燥乏味的数学的世界之中,战胜了不知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数学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历史性突破。
二是普林斯顿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为怀尔斯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普林斯顿大学作为美国和世界知名度很高的一流大学,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取得过诺贝尔奖,也取得不少像解决“费马大定律”这样的世界级科学难题,拥有多名像安德鲁・怀尔斯这样的世界级的知名教授和学术大师。不管获得诺贝尔奖也好,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也好,还是拥有众多学术大师也好,都反映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为科技成果的取得和科技大师的成长,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就拿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来说,他作为一个从国外高薪引进的教授,在长达7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公开发表一篇研究文章,没有出过一本学术著作。而普林斯顿大学竟然没有扣他的工资,没有让他“下岗”,学校的宽容为教师实现大的科技突破,完成有创见性的重大科研成果提供了可能。
由数学“隐身人”安德鲁・怀尔斯的成功,联想到我们大学的科研和学术评价机制,有很多需要不断完善和改革之处。
首先,我国不少大学在学术评价上有急功近利,注重短期,忽视长期的倾向。学校每学年都要考察教师的科研成果,一年一算帐,一年一统计,导致教师们不得不或者搞些小打小闹的研究成果,或者为了应付,弄些东拼西凑、科技创新含量很低的文章或者课题来充数。因为如果一年没有科研成果,就要面临扣岗位津贴、或者丢掉工作岗位的危险。如果我们的大学也像普林斯顿大学那样,改变教师科研的评价标准,不是一年一算科研成果,而是几年一算,我想我国大学科研成果的质量,必然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其次,我国大学在科研成果评价上有重数量,轻量的倾向。由于浮夸心理和浮躁心态作怪,有不少大学出于对外宣传和争取设立更多博士点、硕士点,提高学校知名度的需要,在统计科研成果时往往只看承担研究项目的数量,只看发表文章的多少,而往往忽视科研成果和科研论文的内在质量,从而导致有分量的、有创新和推广价值的科研成果和科研论文少,而学术含量低、低层次重复,甚至抄袭造假的“学术泡沫”、“学术垃圾”多。据报道,山东某经济学院一教授一年就发表研究成果达1300万字,有的大学教师一年就出版专著10多部,被人们称为科研“高产”户。从总体上看,这个大学每年取得的科研成果却相当多,但是有推广价值的、科技含量高的、独创性的科研成果如凤毛麟角。不科学的科研评价标准,导致许多教师的科研带有极大的功利性,其中为了晋升职称而搞的科研项目、发表的所谓学术论文,几乎没有多少应用价值。
第三,我国大学在科研成果的认定上有重“评”轻研的倾向。时下,不少大学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的评奖,每到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评奖时,到处游说评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甚至不惜用金钱开路,贿赂评委。由于重“评”轻“研”,许多学校看起来获得奖励的所谓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成果很多,但是真正拿得出手的货真价实的成果却寥寥无几,也就是高产不高质。为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和经费,设立更多的博士点硕士点,有的学校带头沽名钓誉,弄虚作假,上行下效,教师们也花钱买版面发表文章,买书号出版自己的著作,学校则视而不见。更不用说那些为了评聘职称而搞的那些“职称”论文,更是除了用来评聘职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很低,据说还不到30%,这与类似“职称论文”、“职称课题”这样的假科研泛滥不无关系。更不用说那些剽窃抄袭类的欺世盗名、沽名钓誉的“学术研究”了。
笔者认为,高校要为创新型国家的实现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就应该加强和深化科研改革,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消除不利于重大科研成果脱颖而出的因素,吸取世界名牌大学对待科研的政策,从而使得我国大学的科研能够摆脱落后状态,以尽快缩短与它们的差距,出现更多的名副其实的研究型、创新型的大学。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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