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师曹禺和老舍离世多年了，在中国话剧百年诞辰之际，戏剧人再一次想起了他们。人们谈他们的不朽剧作《雷雨》、《日出》、《茶馆》、《骆驼祥子》，谈他们对中国话剧的贡献，谈他们对事业的执著和认真，谈他们的工作生活轶事，谈他们的长者风度和人格魅力。现将这些记忆的碎片呈现在读者面前，或可使我们对
这两位戏剧大师的艺术人生的认识更加鲜活而立体。
曹 禺
曹禺（左）与巴金在一起
1946年老舍（左）与曹禺在美国耶鲁大学合影
认真严谨的艺术态度
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琳，是《雷雨》中鲁妈的扮演者，她回忆说：“1957年后，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我们演出的《雷雨》有些走了样，我演的鲁妈变得‘刚硬’了，不符合人物的性格身份。曹禺先生就跟我说，周朴园是鲁妈一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爱过的人，也是害了她一生的人。她来到周家感到最奇怪也是最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她这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照片放在周家的大客厅里？一个人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爱过的人是永远忘不了的，尤其是还生了两个孩子。另外，她太想看看她的萍儿，她30年未见过他了。种种疑虑满腹苦水在鲁妈心中涌动，令她难以平复，她要倾吐，她要弄个明白，她不可能那么强硬――曹禺对鲁妈的分析让我深受启发，以后再演鲁妈，我就分寸感把握得比较好，得到曹禺和观众的认同。”
朱琳还讲了这样一件事：1965年夏，北京市委请曹禺写一个商业战线反贪的剧本，朱琳与蓝荫海协助他创作。他们到商店里体验生活，曹禺被分配去卖邮票。他干了两天，觉得这个活儿太轻太简单了，于是他主动要求去街上卖西瓜。正值盛夏酷暑，太阳暴晒，他一站就是半天，大家觉得不合适，但他却很认真地干着。没过两天，他竟学会了把西瓜切开来卖。他十分高兴地说：“卖西瓜这事不简单，对我这样手不提篮、肩不挑担的人是个锻炼啊！”
总政话剧团团长孟冰与人合写的《红白喜事》1984年被北京人艺搬上舞台，当时他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该剧在首都剧场首演时，孟冰说他特别想见见他最崇拜的曹禺，但四位编剧中只有排在首位的魏敏可以进贵宾厅，他还没有资格。“我守在剧场大厅，等了半天，实在憋不住了，去上厕所，而这时曹禺也在于是之的搀扶下进了厕所。我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凑过去，于是之为我作了引见，对曹禺说这是《红白喜事》的编剧之一。曹禺当时看了看我，说，这么年轻，好好干，未来是你们的。”孟冰如今已是作品颇丰的剧作家，先后创作出《老兵骆驼》、《桃花谣》、《黄土谣》、《苍天有泪》等优秀剧作。事隔20多年，孟冰谈起此事仍十分激动，说是曹禺的鼓励使他一直在这个领域孜孜耕耘。
一直想超越自我
曹禺女儿万方谈到父亲曹禺，说留给她最深的印象是他一直想超越自我的苦恼。曹禺22岁就写出了《雷雨》，他的几部代表作都是解放前写就的。解放后，他积极投身于时代中，想再写几部好作品。他自告奋勇要写知识分子改造的戏，还在北京市委的安排下，随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了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并确定协和医学院为蹲点单位。整整三个月时间，他在医院里度过，和专家、教授交上了朋友，做的笔记有20本以上。
曹禺满怀热情努力表现新的生活和他对生活的新认识，剧本也受到了欢迎和好评，但这次创作的《明朗的天》，和之后的历史剧《胆剑篇》、《王昭君》，都没有在艺术上突破和超越以往的创作。
后来，他的作品及他本人都受到批判，他也开始否定自己，认为自己有问题，那种发自内心的痛苦让万方记忆犹新。“1988年我曾写过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就是以我爸爸为原型写的：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最终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摘了下来。这是我写的第一部戏，现在看来很不商业，所以没法演。后来我写了《有一种毒药》，在父亲去世10周年时由北京人艺搬上了舞台，总算圆了话剧梦。”
万方说，观察生活是曹禺的习惯。他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作记在笔记本上。一次，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使他产生了兴趣，他一观察就是三天。“文革”后，曹禺天天在书房写，写了很多开头，但也总是停在了开头。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他常感叹自己太没学问，他说：“钱锺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他检讨自己过去不用功，没有系统地读书。万方说，父亲晚年时，常常坐在轮椅上，观察马路上的行人，看到年轻人时还会感叹：“青春真好！”
“话剧要向曹禺前进”
戏剧理论家童道明在10年前纪念中国话剧诞辰90年时曾说过一句名言：“向曹禺前进”。他认为“向曹禺前进”不仅是我国戏剧的希望，也是现实的要求。以《雷雨》为例，那么多版本的戏，无论怎样改，曹禺都很支持。“我记得大概是在1983或1984年，上海的胡伟民导演跟我说起他想排《雷雨》，还跟我描述了他精心设计的开场：舞台上先是一片漆黑，然后出现一点火光，然后灯光起，观众看到周朴园在抽烟，在思索。我们可以想象，胡伟民是想给我们展示一个全新的周朴园的舞台形象。但他没有排成这个戏。1993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年轻导演王晓鹰排了把鲁大海剔除在外的《雷雨》，他想用最鲜明的姿态摆脱阶级斗争论的束缚，重新用曹禺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阳光照亮这部中国话剧第一经典。此举遭到非议，但曹禺却说自己对鲁大海并不真的了解，他是全剧中最弱的人物，完全可以删去。曹禺对王晓鹰说的一句话，点明了这个演出的意义：‘谢谢你让我一个很旧很旧的剧获得了新的生命。’”
在王晓鹰的《雷雨》之后，还有徐晓钟的第一次在舞台演出中保留“序幕”与“尾声”的《雷雨》，还有陈薪伊的凸显命运主题的《雷雨》，直到最近排演《原野》成功之后王延松试图作更深的人性发掘的《雷雨》。所有这些《雷雨》，连同林兆华的《北京人》、任鸣的《日出》、李六乙的《原野》和《北京人》……都显示了中国当代戏剧人向曹禺前进的不停歇的步伐。
童道明认为，从戏剧人对《雷雨》的艺术解读，可以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导演在艺术思想上的成长与成熟，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戏剧经典是可以和时代一起前进的。而要“向曹禺前进”必须首先站到曹禺的人道主义的基点上，那就是曹禺1936年在《雷雨・序》中所说的――“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童道明感叹道，曹禺是一个智者，他比任何人更能真切地看清中国戏剧创作的最大问题。1980年11月3日在一次戏剧现代题材作品讨论会上，曹禺把当代戏剧创作的病灶点了出来：“我们目前大多数的‘问题剧’，都有一种‘野心’，比较大的野心，就是一方面提出问题，一方面就在戏里把问题解决了。甚至于，有时当我们的党和政府刚刚提出一个政策来，我们就紧紧地跟上，十分具体地跟着这个政策，做这个政策的解释者和解答者。”在这里，曹禺指出了我们的戏剧创作的一个最致命的弊端，那就是实用主义。曹禺让我们学习古今中外的大作家的好榜样――“大凡一个大作家、大剧作家，或者大诗人，他们都给我们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只包括他们文学上的美，感情上的真挚，人物的深刻；他们的作品还往往有一种气势磅礴的感人力量，教我们对人生、对社会，有一种比较广大的视野，比较博大精深的看法。也就是说，人应该如何活着？人为什么而活着？”曹禺是希望我们的剧作家能从实用主义的小格局里走出来，走进艺术现实主义的大格局里去。
1987年7月9日，曹禺写了一幅字给年届60的于是之贺寿：初望殿堂，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往复追寻，渐悟妙境……于是之把这幅字挂在书房里，有一次他指着曹禺的字称赞曹禺的睿智，佩服他把唐人孙过庭《书谱》里的话，概括提升为一个艺术的至高真理。
老舍（前排右二）和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亲切交谈
老 舍
《茶馆》集众人智慧成为经典
或许大家不知道，《茶馆》本是一个应景之作。1956年，老舍写成一部宣传普选的话剧《秦氏三兄弟》，四幕六场，人物众多。戏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起，直写到1948年反动派“选举北京市参议院”。初稿完成，老舍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读给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剧中第一幕第二场，写到了“北京裕泰大茶馆”。老舍之子舒乙清楚地记得那天曹禺听老舍朗读剧本，突然站起来说了声：“classic”（经典）。在座的人都认为剧中茶馆这段戏最精彩，建议以它为基础单独发展成一个戏，以小见大，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老舍当即表示：“这个意见好！”三个月后，一部新剧作诞生，定名《茶馆》。
《茶馆》写成后，老舍几经修改。其中一稿结尾是“王掌柜掩护革命者，救了‘说书人’和‘听书人’，自己饮弹牺牲”。童道明也记得，面对老舍的设计，于是之提了一个意见，希望在戏最后加一小段几个老头话沧桑的戏，然后王利发上吊了。当时，老舍似乎只是随便应付了两声。几天后，老舍写出结尾处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三人一生掏心窝的话。然后，他们掷起漫天的纸钱。这才有了《茶馆》全剧为人称道的“华彩乐章”。
因《龙须沟》而得“人民艺术家”称号
写作《龙须沟》，缘于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一份提案，后来这份提案委托北京人艺老院长李伯钊贯彻执行，李伯钊就把这个任务以及治理龙须沟的施政计划等材料交给了刚由美国回来的老舍。
《龙须沟》演出后，有一段插曲令人难忘。舒乙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了一篇名为《向老舍学习》的文章。结果引起了议论。因为当时老舍刚从美国回来，装束上与其他的作家、文艺工作者迥异，也没参加过革命。但是周恩来很坚持，他说：“他是目前最帮我忙的，对巩固这个新政权，他的功劳最大。”周总理还推荐毛主席看《龙须沟》。这是毛主席自1949年到北京后第一次看话剧。之后这部戏更是演遍全国，来自全国各地的剧团都争相排演起来。《龙须沟》的创作演出也奠定了老舍与北京人艺的长期合作关系，为表彰老舍突出的艺术贡献，彭真市长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自此，老舍不但有了自己的观众，而且有了自己的剧院，这是剧作家最需要的。
谈到老舍与北京人艺的合作，舒乙说，当年排《龙须沟》时，导演焦菊隐把老舍的本子改了三分之二，老舍开始很不满，但演出效果却很好，于是以后的《茶馆》，老舍便点名要焦先生导演。
曾想写《骆驼祥子》下集
话剧《骆驼祥子》是导演梅阡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演出很成功。后来老舍和北京人艺的领导及演员都想为这部话剧续写下集，描写“祥子们”在新社会的生活。《人民文学》编辑部得到消息后也派来了编辑，并约好剧本写出来由他们发表。北京人艺派来的助手是李翔，他是祥子的扮演者，自然渴望下集中再度出演祥子，积极性很高。《人民文学》派来的编辑是崔道怡（后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他们的责任是帮助老舍跑材料，采访车夫，然后来向老舍汇报，按老舍的写作需要再下去调查。据李翔回忆，下集已写出了第一幕，手稿后来没有发表过，遗失了。《骆驼祥子》下集最终半途而废。
舒乙认为下集没有写成的原因有三：一是小说《骆驼祥子》中不少重要人物都死掉了，真正是难以为继。虎妞没了，小福子没了，小马没了，二强子、老马又太老，绝熬不到解放。由于小说的结尾太悲，下集的基础不好，没有发展空间，先天不足。二是经过调查，真没发现人力车工人中，或者三轮车工人中有什么出色的革命者，没有涌现过秘密共产党骨干，也没有后来成为解放军将军的。他们受苦有余，而光彩不足，写不出“亮”来。三是人力车夫和三轮车夫有组织地对命运有过抗争，比如，他们痛恨电车的出现，认为电车抢了他们的饭碗，砸过电车，但是这种抗争方式并不正确，不便描写。一句话，由于缺少史实依据，构不成大起伏的故事，所以老舍就此罢手，没有再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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