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是近年来我军文艺舞台上并不多见的一部好戏，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这部戏具有鲜明的纪实风格。由于它的题材、结构、人物，基本上都源于我军战士剧社那段艰苦卓绝、充满艰辛、也充满辉煌的战斗历史，因此看后倍觉真切感人。尤其它所具有的非常宝贵的文献价值，完全有资格和我军的其他历史一起载入
战士剧社创建于1933年，是在我们党所领导的工农武装最艰苦的年代诞生的，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罗荣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由小到大不断发展起来的。《天籁》所写的那些剧情，所演的戏中戏，由于其真实，因而具有艺术虚构所不能达到的强烈的艺术震撼。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些话剧，号称“前卫”，名曰“创新”，但是舞台上除了形式还是形式，人物也成了形式的代码，编导者的观念大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很难让人留下印象。但是《天籁》不是这样，由于独特的题材，独特的视角，使得这部戏对长征这段人们再熟悉不过而又远离今天现实生活的题材，有了更深、更新的开掘，为我们展现了在战火纷飞背景下的另一个战场，在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的行列中，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英雄的群体，一个独特的群体，这就是一支以文艺作为刀枪，作为与敌人斗争的武器的队伍。这样一个独特的英雄群体，这样一些生动、丰富、极具个性的艺术形象，也是我们在过去舞台上不曾多见的。两位戏中的主要人物朱卉琪、田福贵的扮演者刘晓翠和张腾的表演非常有激情，精彩地塑造了红军剧社创业者的人物形象，展示出了我们军队文艺工作老前辈的风采。包括周月儿、李槐树、王来德，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每一个演员都很好地完成了对角色的塑造。这些人物形象都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是很丰富，很有个性，有血有肉。正因为这样，这些人物形象能够震撼观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我们军旅戏剧的人物画廊又贡献了一组极具特色又有新意的人物形象。
今天我们纪念长征，不仅仅是为了再现远离我们的那段令人难忘的、动人心魄的斗争生活，而是要通过对长征历史的回顾和重温，加深对长征历史的认识，使我们能够站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高度，去更好地理解长征精神，理解革命前辈坚定的思想信念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理解革命前辈所缔造的我军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在这一点上，这个戏做得很好。我们天天在讲，要继承和发扬我军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什么是我军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我从《天籁》中有了更深的认识，最突出的收获是坚定了始终跟着党前进的信念，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我军的文艺事业，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就像周月儿，她所保护的不仅仅是一台留声机，而且是党的事业，是我们军队的文艺工作，是我们军队文艺战士与敌人斗争的武器，这样一种牺牲精神非常可贵。还有一点，就是激发了我们对军队文化工作的无限热爱，剧中通过田福贵和朱卉琪这对人物的矛盾碰撞和情感交融，通过田富贵在革命斗争中对军队文化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转化，从一个没有文化、仅有勇武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军人转变成为一个掌握了文化、增强了对学习的迫切愿望这样一个新的革命军人形象，这对今天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极有现实意义。
《天籁》还告诉我们，文艺要为战场服务，为前线服务，为广大官兵服务，这也是我们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在战士剧社的传统精神中得到的启示。为什么毛泽东、朱德在反围剿那样一个充满腥风血雨的时候，要和红军战士们一起看戏？为什么毛泽东要在残酷而又激烈的对敌斗争中亲自作指示，要战士剧社多创作、多演出？为什么罗荣桓、聂荣臻和罗瑞卿这些声名显赫的红军领导者如此重视文艺工作？因为没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的红军可能就会付出更多的牺牲，革命就可能付出更多的代价，甚至延缓革命的成功。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来讲很有价值。正因为如此，这部戏虽然写的是历史，但又跨越了历史，具有很强的时代精神。
不难看出，《天籁》的编、导、演，在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自始至终充满了感情，是在一丝不苟地对待艺术，满腔热情地完成对角色的塑造。这种感情是《天籁》剧组的同志们对党的文艺事业无限忠诚的感情，是对我们军队的文艺事业无限热爱的感情，是对红军前辈无限敬仰的感情，是对我们军队文艺工作优良传统无限崇尚的感情。如果没有这样的感情，很难演好这样一出戏，很难完成对“天籁”这样一个看似抽象，但通过精彩的舞台呈现又让我们感到很具象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