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国家）和私人领域（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在公共领域中，人们通过媒体彼此交换意见，形成公共舆论，调节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熟、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发育与维续是一个社会成熟、健康的重要标志。在目下中国的公共领域中有两个十分活跃的群体因素，那就是专家与大众，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引人注目，值得研究。
专家与大众在公共领域的出场
所谓专家是指能够在某一特定领域占有外行所不具备的具体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人。在一定意义上，自从有了人类，有了个体间能力的差异和自然的分工，专家就诞生了。但只有在现代社会，专家才真正获得了一种代表社会特征的突出地位。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一般都被理解为理性化的进程，而专家乃是理性、知识、技能，甚至是整个现代性的代表。专家及其系统无处不在地深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不仅为生活提供科学、合理的标准，而且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编织到一个更为博大的范围中去。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与其说是专家在公共领域出场，不如说最初就是专家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在近代之初，正是由于一些学有专长的专家的启蒙与批判，才形成了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无疑，这一公共领域主要是由那些学有专长、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专家支配着的，普通市民和大众还只是处于“被启蒙”的地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当然，在严格意义上说，处于被启蒙地位的大众也在形成自己的公共领域，即平民公共领域。但是，在当时，平民公共领域还只是一种亚公共领域，它以主导的公共领域为参照，只是构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背景。
当代社会，大众传媒、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现代公共领域的准入条件，公共领域已经逐步成为了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空间。这方面在目前中国最为典型的表现是网络论坛和草根博客的兴起。在传媒、资本逻辑的运作下，大众的趣味与潜能被开发出来，形成了所谓大众文化。此时的大众文化显然不仅仅是背景和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力量。传媒、网络将专家和大众置于同一平台或竞技场，尽管依然存在对专家的追捧，但更多的时候，人们首先是对某一关注客体感兴趣，然后才去挑选其所关注的发言者，而这个发言者是否是专家取决于他言论自身的吸引力，而不必然有以往那种先验的被启蒙、被规训的“等级”概念。
专家与大众的差异、冲突
当专家和大众在公共领域中相遇时，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们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究其原因，如下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专家与大众所由来的场域不同。专家总是来自某一个学术圈子，总是倾向于用学术性的话语去理性地分析事物。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在大众看来，要么过于宏大，要么过于精细。即使是对那些自觉地基于生活世界进行思考的专家，他们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生活世界理性化，从中提炼出明晰的世界观。而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所由来的场域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世界，他们往往直接从自己身处其中的生活感受出发，使用的是纯粹生存论意义上的语言，因而不具有系统而清晰的世界观与强烈的学术性。可以说，从总体上看，专家与大众不仅思维方式不同，他们所采取的叙事方式和语言符号系统也有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尽管他们都关注于同一客体，但所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即使是结论在实质上一致的时候，也会因为表述上的不同而导致诸多分歧。
其次，大众与专家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知识背后的权力之争。按照布迪厄的理解，符号系统既是知识工具，也是支配手段。专家与大众的不同符号系统事实上反映了他们现实中的权力关系。近代以来，从知识分子转变而来的专家垄断着知识、信息，形成一种权力，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指导、规划和规训。培根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也可以理解为知识就是权力。拥有什么样的知识、符号资源就会拥有与之对应的权力。按照福柯的理解，权力话语的形成规律总是表现为能建构出他者的排挤机制。专家之成为专家，乃是一个脱出大众，筛选、排挤大众的结果。当然，这种排挤本身也就具有一种建构功能，那就是使大众自身的权力意识苏醒，自发或自觉地出现大众权力化诉求的倾向。当代的专家基本上都是体制化的，大众对专家的批判往往就成了对公共权力进行批判的借代或替代方式。
专家与大众的彼此依赖
尽管专家和大众存在着矛盾、冲突的方面，但他们又是彼此需要，不可分离的。
一方面，大众离不开专家。从根本上说，由于社会生活的高度复杂，每个人都存在着哈耶克意义上的“不可避免的无知”，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则加剧了这种无知和个人理性不及的状态。但人们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倾向于一种理性选择的行为，故都希望借助专家来弥补、扩展自己理性与能力的不足，以获得某种确定性来大大降低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在风险社会，大众都希望借助专家来尽量规避风险。其实，我们的现代生活得以可能，就是奠定在对包括专家及其系统在内的现代性制度普遍主义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专家对大众依然持续地发挥着启蒙的作用。正是在听闻专家发言或与专家进行论辩的过程中，大众获得了新知，打开了新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大众的成熟可以用是否能对专家进行批判来标志的，而这一成熟恰恰是专家对大众不断进行启蒙的结果。
另一方面，专家也离不开大众。大众和专家的身份不是固定的，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首先，任何专家都不是多面手，一个领域中的专家在另一个领域可能就是一无所知的外行。其次，专家并不是天生的，是通过教育这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方式从大众中脱颖而来的。反之，大众也可以通过系统的教育转变为专家。再次，即使就公共领域而言，某些外行正是在与专家的辩论中，逐渐进行学习、研究，包括对专家的模仿，从而渐次使自己成为了某方面的专家。同时，大众的批判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可以帮助专家：一是使专家重新发现和尊重常识。专家们倾向于以科学、理性、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看待问题，但也往往忽视了常识对生活真理的直观，而大众则为这种直观保持了一种可能性。二是使专家注意把普遍性特殊化，具有现实操作性。专家擅长的是在书斋中进行普遍理论的演绎，而对无限复杂、个性化的现实考虑甚少，而大众的呼声则可以提个醒。三是帮助专家更具有一种人文关怀。大众对专家的角色期待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专长者，而且在道德规范上的要求也要高于一般人。
专家与大众的作用及面临的共同问题
专家与大众不仅彼此需要，不可分离，而且他们在公共领域中发挥着共同的作用，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专家与大众共同对公共权力起到制约作用。专家与大众并不是永远矛盾着的，或者说他们的分歧并不是永远不能走向某种共识的。在更多的时候，面对公共权力或私人领域的问题，专家和大众的立场并无多少分歧，分歧只在于解决问题的策略、途径。这时，他们共同形成的舆论就形成了一种压力。在此，专家和大众表现为合作的关系。虽然他们形成的公众舆论并不能取代公共权力，但能对公共权力起到很好的制约作用。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这正是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的功能。
专家与大众目前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文化批判沦为文化消费的危险。在公共领域中，无论是专家还是大众，都以公众、公民的身份出现，其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就建立在专家和大众的批判意识与能力的基础上。但是，消费社会的逻辑却倾向于促使公众成为丧失批判、仅仅满足于消费的消费者。这样，公众的文化批判逐渐沦为了文化消费，公共交往便消解为形式相同的个人接受行为。文化商品市场成为不断扩大的消闲市场。当批判活动自身成为一种消费活动的时候，我们发现大众和专家已经“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如何既利用传媒工具，又尽量不为其逻辑所左右，使自己保持作为批判的公众，而非仅仅是消费的公众，这是专家、大众共同面临的问题。（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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