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节玉琮
金面具
太阳神鸟金箔
4月16日，坐落于成都市区西北部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门纳客，向人们展示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很多人想知道，当年，金沙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它和三星堆文化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本报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发现：宏伟壮观的祭祀遗迹
2001年2月9日，在成都西郊金沙村的一个新建住宅小区工地上，有人在挖掘机挖出的泥土中发现大量古物。当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不计其数的精美玉器、金箔、青铜器、石人、象牙散落在泥土中，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制作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金沙遗址――我国考古史上又一重大发现就这样展现在现代人面前。
随着金沙遗址发掘工作逐步展开，一个古代恢宏神秘的祭祀场景慢慢浮现：大约3000年前，古蜀国的人们为了祈求祖先和神灵的保佑，在长达5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这里进行频繁的祭祀活动，把大量象征财富与神圣的器物埋在这里，金器、玉器、石器、象牙等在祭祀坑里层层堆积，场面十分壮观。
金沙遗址分布范围在5平方公里以上，有大型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功能齐全，规划严整，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200―前650年)青铜文化遗址，研究证实，它正是考古学家们苦苦寻觅的古蜀国在三星堆遗址之后的都邑。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说：“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代考古学家对古蜀文明苦苦探寻的必然结果。”
谜团：三星堆文化去了哪里
说到金沙遗址，就不能不提到三星堆。1986年，在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发现、发掘出两个距今3000多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的大型祭祀坑，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等国宝重器多达千件，向世界表明这里曾经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辉煌文明史。
但是，高度发达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是如何出现的？它又走向了何方？当人们探寻其来龙去脉时，屡次被困于迷雾之中。毕竟在此之前，人们并未发现比相当于殷商时代的三星堆古城更早的重要中心聚落；而在历史文献中，对这一段文明，除了传说，也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
对此，考古学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整体沉默了。有人曾大胆地提出假设，这就是史书上有过记载的古蜀文明，但更多的人“宁愿目瞪口呆，也不愿轻信缺乏根据的论断”。
带着寻找古蜀文明的强烈愿望，考古学家们开始对成都周边的文化遗址进行大范围的挖掘和研究。
他们在成都平原陆续发掘出10座4000到5000年前左右的史前城址，这些城址以宝墩遗址最为典型，其所代表的这一时期文化被称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在三星堆文化之前，而且与三星堆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学者们据此认定，这应该就是构成三星堆文化的文明基础。
但三星堆文化最后又到了哪里？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这一问题找到了答案。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及其蕴含的丰富社会文化信息，不仅解答了三星堆文化流向哪里的问题，而且大大丰富了古蜀文明的文化内涵，将考古学家的思考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他们更加明确地认清了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
结论：金沙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
不管政权和都邑如何更替，文化的延续总是表现出它常有的惯性。金沙遗址的文物在时间、形制和文化符号等方面与三星堆文化非常相近，真实地反映出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传承关系。
在金沙遗址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一条金冠带，在它表面刻的鸟、鱼、箭和人头组合图案与广汉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的图案基本相同，风格也基本一致，只是在排列、组合及细部的刻画上有差异。目前，人头、箭、鸟、鱼的组合图案还仅见于金冠带和金杖上，这些通常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小立人像，高约20厘米，立于座上，双手夸张地抱握于胸前，头顶旋转齿状象征太阳的帽子，脑后梳着发辫，其风格和样式竟然也与三星堆出土的高大立人像相近。
金沙遗址出土的很多礼器在三星堆都能找到与其相似的原型，考古学家们据此认为，虽然政权的统治者发生了更替，但金沙文化时期的古蜀人仍然沿袭着三星堆旧时的信仰，也仍然使用着三星堆时期那套政治制度与社会管理模式。
但是，通过研究发掘出来的器物，考古学家们也注意到，金沙文化在继承三星堆文化的同时，也有着自己对文化的创新。在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器物中，有一部分器物仍然保留着三星堆文化追求庞大和壮美的热情，比如，目前中国最大的石磬、石璧和大量的象牙；另外，金沙遗址中也有不少像太阳神鸟金箔、金面具、玉琮等生动流畅、色彩斑斓的小型器物，这表明，金沙时期的古蜀人也将聪明才智用在制造更加细致和精美的器物上。他们更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和创造。
猜测：金沙文化如何继承三星堆文化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是如何更替的？
有考古学家推断,三星堆文化的消失可能是因为鄂（湖北）西巴人的入侵。在三星堆文化末期，巴人发展壮大起来后，举族沿长江西迁占据川东大面积土地，与三星堆政权发生冲突。三星堆这个用巨额财富堆积起来的文明可能经受不住巴人强大势力的冲击，最终改朝换代。
但更多的学者还是愿意相信，金沙取代三星堆只是因为古蜀国内部政权更替导致的迁都，而这个实施迁都的蜀王就是古书中记载的杜宇王，他因为教会了子民们耕田务农的方法被拥为杜主，在蚕丛、伯灌和鱼凫王之后继承了古蜀国政权，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将都城从三星堆迁到了金沙。
由于杜宇王教民务农的功绩，这时期的古蜀国拥有了辽阔的疆域和发达的农业，出现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也因此创造了灿烂的金沙文化。
但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和考古证据，金沙遗址与三星遗址背后的历史关系目前还停留在学者们的猜测上。
印证：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金沙遗址是世界上同时期出土古代象牙最集中的遗址、是中国同时期出土金器和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这一切无不表明金沙文化独特的文化面貌和极高的文明程度。
但是，在周代以前，蜀与外界的交往只限于秦、巴之间，即使有侯国之名，也不能与春秋诸侯会盟，在各种制度上也与中原大相径庭。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繁荣的文明社会，由于其“书轨与中原异”，古人也只用了八个字来描述：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这八个字掩盖了一切真相，也挡住了历代学者关注的目光。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独特的地理条件给古蜀人与外界沟通带来了很多障碍，但文化交流的愿望可以冲破千山万水。
在金沙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青玉琮与长江下游4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流行的玉琮相同，如果不知道是出自金沙遗址，见到它的人一定会认为它就是良渚的玉琮。金沙比良渚要晚千年以上，玉琮在这一千多年中，从长江中下游流传到成都平原，这其中不知蕴含了多少文化交流的逸事。
金沙遗址还出土了50多件玉质凹刃凿形器，有趣的是，除了成都平原的金沙、三星堆和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出土过此类器物，我国其他地区均尚未发现，而在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却出土较多，这也似乎表明，从四川通达越南的这条文化交往之路要比文献记载的年代早很多。
虽然在金沙遗址中仍然没有发现可识别的文字，但金沙遗址出土的数千件珍贵文物却用无声的语言又一次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古蜀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同样历史悠久，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金沙遗址鸟瞰 本文照片由金沙遗址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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