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今天有空吗？我想来拜访一下。”
“对不起，院士今天有安排。”话筒里马上响起了“嘟嘟”声。
余争平知道，只能第二天再“碰碰运气”了。这是2000年的春天。38岁的余争平正急于向专家们推
一个“无中生有”的念头
高新武器一词，最早出现于1984年美国里根总统实施的“星球大战”计划中。根据“星球大战”的设想，高新武器在技术上有别于传统的武器系统，在原理和效应两方面都有重大突破与创新，在作战方式与作战效能上也与传统武器有明显不同。
“星球大战”计划推出后，美国和俄罗斯等军事强国紧锣密鼓地开展高新武器研制，并已达到可装备部队、用于实战的水平。但我国还没有这样的高新武器。
能不能针对高新武器的特点，研制出防护性能优于美、俄的防护器材与防护药物，从而形成有效的防护措施呢？时任第三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系劳动卫生学教研室主任的余争平，试图填补这项空白。带着15公斤重的资料和装满构思的电脑，余争平开始挨个游说国内顶尖专家支持立项。
“想法不错！但敢想不一定能为啊？我们连这样的武器都没有，你怎么搞防护研究？”余争平承认，这样的质疑的确一语中的。但他执著地要让专家们接受自己在空白地带建立起来的理论。
打电话总是被工作人员挡驾，余争平就直接找上门去。在一位院士工作的研究所，余争平连续几次上门后，终于见到了想见的人。院士的热情出乎预料。余争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滔滔不绝地讲完了自己的计划。
院士耐心地听完了他的阐述，却没有接受他的观点。“如果我们有了这类武器，研究防护就会有的放矢，那时我们一定和你合作。”
带着失望回到重庆，余争平一头扎进实验室，重新审查和修改论证过程。到第3次见面时，院士没有再像前两次那样连续追问。等余争平讲完后，他问：“我能到你们的实验室去看看吗？”
就这样，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余争平像一个狂热的“追星族”，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走访电子、雷达、武器研究方面的顶尖专家。有一个城市，他一年内去了近20次，就是为了说服一位极具怀疑精神的专家。一年半后，余争平终于拿到了国家和全军的两个重大项目，并担任首席专家。
而那些曾经质疑过余争平的专家们，后来都成了项目的坚定支持者，并在研究过程中给了他无私帮助。航天医学工程专家俞梦荪院士是对余争平提问最多、也是最早决定支持他的人。有一次，余争平和科研小组熬了两天两夜，始终解决不了一个实验难题。俞梦荪半夜接到求助电话，立刻起床，通过电话“遥控指挥”了3个多小时，直到找出两个物理参数的错误才罢休。
经过265批次的实验室模拟损伤研究，余争平带领的团队终于摸清了新型高技术武器的致伤特点。他与课题组其他成员共同撰写的数百篇研究技术报告，为我军军事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2003年，由余争平担任首席专家的研究成果，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一条百折不回的道路
有些文弱书生模样的余争平，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连队科学家”。他平均每年在基层部队工作的时间不少于两个月，每次去都有两项任务：一是带去新的研究成果，二是带回新的研究课题。他认为，“一个军事医学研究者的任何一项创新，都应该根植于部队和战士的需求”。
为了解决部队官兵的难题，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
2001年夏，余争平得知某军用机场飞行员、地勤人员受到高频噪声的严重危害，头晕、脱发，严重者还出现了器质性病变，就连夜赶往机场。场站长告诉他，机场周围老百姓也不断投诉，称自从有了这种噪声，他们不但没法睡觉，连家里的母鸡都不下蛋了。
那是我军装备的首批某新型高性能战机发出的高频噪声，人体对这种噪声的耐受程度当时还不清楚。余争平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做测试。
患有多发性囊肿的肾脏，使他处于难以忍受的腰背酸痛之中。带着病痛，他和3个研究人员马不停蹄地跑了3个机场，感受和评估噪声。一般情况下，人们觉得舒适的环境，噪声不能超过40分贝，而这种高性能战机因转速特别快，200米以外的噪声都有180分贝，半小时后，人就会头晕眼花。
其他人先后离开了，但余争平没有。噪声使人极度疲劳，加之机场40多度的高温蒸烤，1小时后他后背发凉，意识变得有些模糊。为了弄清究竟能够耐受多长时间，他用冷水冲了冲又回到现场，直到两个多小时后噪声将他“当场击倒”。
烈日下在机场奔波了两个月，余争平终于根据声音的传播原理解决了噪声问题，并成功地提出了该新型战斗机噪声危害的控制方案。
2002年，余争平跟随一支演习部队做保障。在川藏线上行进12天后，车队在海拔3600米处突遇暴雨，前后道路均被泥石流截断。白天，他和战士们一起去9公里外的村庄找食品和水，晚上就一辆一辆车巡视，为受冻的战士找大衣，为缺氧的战士插氧气枕，为高原反应强烈的战士输液。部队重新启程时，余争平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
因台风被困大陈岛时，跟雷达站的战士学会了打“双抠”；被阻隔在西北戈壁滩时，掌握了养狗的诀窍。每经历一次险情，余争平对基层官兵的感情就会更深一层。“险情让我一次次被他们感动，不由自主地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余争平动情地说。
国家和军队的需求，成了源源不绝的创新动力，余争平也由此与“率先”结下了不解之缘：2001年以来，他在国内率先开展多种新型武器生物效应与医学防护的研究，逐步形成了对未来高技术战争中新型装备和新武器损伤的卫勤保障能力；2001年他在国内率先提出“军事作业医学”的概念，并于2004年被批准为博士点，使第三军医大学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设置这门专业并可授予博士学位的院校；2002年，他主持研制了性能优良的防护材料，使我军成为继美、俄之后的第三个具备研制该防护装备能力的国家……
一种永不言悔的人生
1978年，16岁的余争平以高考第一的成绩进入第三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5年后以全军军校统考第三名的成绩毕业。
机遇接踵而至。余争平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防化医学。“军事课题是穷课题，和平树下练打靶，枪枪十环也枉然。”要好的同学一再提醒他。余争平不为所动。
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中，化学武器的广泛使用引起了余争平的关注。从有限的信息中，他了解到化学武器成本低、制造简单、效能大，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是当时世界安全的第一威胁。而我国的防化医学，那时尚有许多领域都是空白。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越是‘空白’的地方越能出成果。”余争平没想到，这一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欧阳子倩教授却当头给他泼了盆冷水：“防化医学是与毒剂和爆炸物品打交道的，既危险又不实惠，还可能伤害身体。年轻人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后悔。”
余争平的倔劲上来了：“你不也干了将近40年吗？你能行，我为什么不可以？”
攻读硕士期间，余争平参与研究的军用毒剂氰化物中毒救治的新药取得突出进展。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和美军华特里德医学研究所都来函以优厚的条件邀请他赴美工作。时值出国大潮澎湃的1988年，余争平颇为犹豫。两难之际，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对于当初从事军事医学研究的选择，现在后悔了吗？
两份邀请函，被他悄悄放进了抽屉，接着是第三份、第四份……就在邀请函越堆越高的时候，余争平参与的抗氰新药研制成功，他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人生的大好前程，往往蕴藏在为祖国需要而不懈奋斗的过程中。1996年，第三军医大学推荐余争平参加卫生部公派出国人员考试，他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被选为赴日访问学者。一年的时间里，他记了10余万字的工作笔记，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防原医学。1998年，余争平再次被卫生部选派赴日，担任中日合作项目《环境电磁辐射对健康的影响》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就在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刻，一封加急电报摆在了余争平面前：《96L044项目》原首席专家宁竹之教授突然去世，使这一“863”重大军事科研课题搁浅，学校希望余争平提前回国把项目做下去。
合作方提供了待遇优厚的教授岗位极力挽留。一位与余争平交情深厚的日本专家对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里的科研条件优越，非常有利于你出成果。”余争平说：“科学无国界，但我有祖国，我的研究是国家需要的，她的土壤在中国。”10天后，余争平提前半年踏上归程，直到完成任务后，才再次返日完成课题，并获得“环境科学成就奖”。
2005年，余争平被评为“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同台领奖的人胸前都佩戴着好几个军功章，一个军功章也没有的余争平显得特别打眼。只有非常了解他的人才知道，此前他已多次将晋级和立功的机会推给同事，而自己只获得过两次嘉奖。
但祖国没有忘记这个为国家和人民默默铸造防御盾牌的青年才俊。2006年，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通令，给余争平荣记一等功。（照片为资料照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