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发展优秀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明从未中断过，这在世界人类历史上是很独特的

冯其庸：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大发现”的时代。

1994年我国的专家在香港发现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大家以前都不知道的孔子“论诗”的文章。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说孔子除了《论语》之外，还有《论诗》。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从考古的角度说，几乎年年都有新发现。所以我在人民大学给学生们讲，你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因为你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很多珍贵文物、文化遗存，郭沫若没见过，王国维没见过，甚至连汉代的司马迁也没有见过，现在都逐步发掘出来了。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它、传承它。需要培养人才。要有人懂得这些东西，不然的话，就白发掘了。可惜的是，现在研究、整理文化遗存的专业人才太少，整理花费的时间也太长。

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利用孔孟之道为自己服务，他们对经典的解释，都是有利于他们的。现在通过考古发掘，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导，我们就可以客观地来鉴定竹简，知道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李学勤：近二十几年，我们的考古工作发展得特别迅速，有了一系列甚至是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今天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我们早期的历史，已经有了过去所不具备的材料积累，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的学科也都有了新的发展。现在，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条件已经具备。

冯其庸：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而且从未中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别的国家也有历史比较早的，但是中间中断了，有的文字没有延续下来。我国最早的文字肇始于甲骨文。其实，甲骨文之前还应该有一段历史。山东莒县发现的古陶器上，就有一种半象形、半文字的图像，跟后来成形的文字不完全一样。长江口上大溪口文化考古发现，也有一种古文字记载。中国文明过去说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这是估计；现在从发掘出来的文物看，已上推到8000年，实际上新石器时代的上限还应该更早，我估计应在1万年以上。我推测甲骨文之前还应当有夏代的文字，也可能甲骨文中也含有少数夏代的文字。

李学勤：中国悠久的古代文明区别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特点，就是中华文明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绵延不绝，从古到今从未中断过。在世界历史上，古代埃及固然是文明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可是古代的埃及和今天的埃及之间的关系非常曲折、非常遥远，不管是在人种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很大的距离。古代的两河流域，包括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等几个古国，和今天的伊拉克的关系也很少，它们的文明在很早很早以前（可以说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断绝了。就是希腊、罗马这些文明兴起比较晚的古代国家，它们的文化后来到中世纪也中断了，所以才有后来所谓的文艺复兴。中国历史虽历经风云变幻、朝代更替，但中华文明一直传流下来，传流到今天，这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是很独特的。

冯其庸：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我是非常赞同的。国学院举行开学典礼那天，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说，人民大学办国学院是得人、得时。“时”就是指我们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我们研究“国学”，发扬其中优秀的精华，使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让全世界都了解它，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应该努力发掘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这是我们弘扬民族正气和奋发自强的基础

冯其庸：说起传统文化，人们以为就是指孔孟之道加程朱理学。我不赞成，这是康乾时期的概念，那时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尤其是宣扬程朱理学，以此来加强他们的封建统治。实际上，从孔孟到今天，“国学”的内容已经大大地丰富了，决不能拘泥在那样的范围内。

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最原始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汉族文化，中华文明不全是汉族创造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贡献，也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是多元的，有的民族很小，但有文化特色。中华民族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汉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一直处于主导的地位，但不能把汉族文化当作唯一的传统文化，而应该提倡多元的传统文化。这也有利于民族的团结。

任继愈：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形态，而且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有人提出中国文化有四种基本精神：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我的看法是：在每个社会变革时期，中国文化都是迎接这个变革的，而不是抗拒；以后再消化、再吸收，不断发展、进步。孔子的影响大，也是后人对他不断解释、丰富和发展的结果。时代不同，忠孝的“孝”，就会有变化。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一对青年夫妇要养四个老人。如果男方女方两家的老人都生病，他看望都看不过来，怎么能像古人那样去尽“孝道”呢？应该有新的理解和办法，这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守住一句话不变，恐怕不行。

冯其庸：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里有很多精华的东西，应该努力加以发掘和传承，努力弘扬我们的民族正气，让整个中华民族在全世界昂首阔步。新中国成立50多年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应该不断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建设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

李学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还是很不够。现在的中国人中，在传统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欠缺。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现在，我们的经济水平提高了，更应该加强宣传和学习传统文化。但现实情况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博物馆里的那些文物了，有血有肉的存在于人们精神中的传统文化有丢失的危险。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一个博物馆。即使是文物古迹，人们也重视不够，目前受到的破坏十分严重。

李学勤：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到英国，走在伦敦的街道上发现路边许多房子上都有标识，写着“某某名人在此住过”。这就是他们的一种传统文化。而我们的许多古代建筑都拆了。留下来的也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怎么改变目前传统文化缺失的状况呢？有两个途径：一是靠舆论推动，加强宣传，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学习传统文化的风气；二是靠改进教育。只要我们实实在在地坚持下去，不去跟“风”，不摆花架子，时间久了，传统文化缺失的局面就会改观。

冯其庸：中华文明悠久、丰富、博大，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富有理想、富有创造性、具有自强不息精神的伟大民族。

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我们很早就提出的“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有“大同”思想等等，都是民族精神的精华。重视并振兴这些民族精神，对我们祖国的发展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康熙以前，远到汉唐，中华民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时候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中国的落后，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事。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了不起的时代，有好的机遇，正是振兴我们国家的大好时机。但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复兴的中华民族，不发扬自己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成功的。今天，国家很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伟大国家、伟大民族，不可能把我们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之上。当然，对于国外的先进文化、科技自然应该认真学习、借鉴，但发扬我们自身积累的历史文化的丰富成果，才是我们奋发自强的基础，也是树立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所必需的。

李学勤：在2002年4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务委员宋健同志在开幕词中说：“研究和借鉴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科学界、知识界的责任。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现在世界上有人不喜欢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这是没有道理的。清人龚自珍曾注意到：‘绝人之才，灭人之国，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我们和后人都应小心，不能上当。”这是发人深省的。

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历史。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探索我们文明的起源和它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是研究和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建设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传统文化教育是培养爱国主义思想的源泉，对于中国的一切优秀历史文化都要发扬光大

冯其庸：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了解我们祖国辉煌的历史，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认为人家的什么都好。这种影响长期下去，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很不利。有的学生成绩不错，但学有所成，便去国外工作。古人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说每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都应该有责任感，不是每个人长大了就跟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了，不求回报祖国了。一方面，我们要取之于社会，共同享有祖国的恩惠；另一方面要懂得回报祖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一辈子生活境况很不好，但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他给我们留下了享受不尽的诗歌华章，这是永恒的文明。司马迁，受了那么多的屈辱，还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他对死的阐释与理解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什么会重于泰山呢？一个人要对国家有责任啊！

李学勤：我们的教育应该包括传统文化的内容。任何一个国家，教材中如果没有本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那是不可想象的。在教育中应该给予孩子基本的支持、训练、指导、讲解。但我不主张死记硬背经书，方法要灵活，以引导为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基本文献，应该让孩子知道。在这点上，俄罗斯做得很好，他们出版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书最多。我们今天的出版力量很大，但可看的好书太少，而且好书也没人看。13亿人口，有的书卖3000本竟然就算是销路很好了，这样的事会被人传为笑柄的。大师级的著作大量地发售，才是正常的。

任继愈：抗日战争前，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兵，征兵要靠抓壮丁，要用绳子捆着去。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打来了，大家一下就觉悟了，勇敢了。当初被捆着去当兵的人，在战场上也都变得非常勇敢。为什么呢？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好传统――不当亡国奴。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从中国书法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倾向。岳飞的手书“还我河山”、《出师表》全文，苏东坡、王羲之等人的作品，到处流传。可是没有看见过秦桧留下的字。秦桧中过状元，书法很好，他当宰相时也到处题字，可就是流传不下来。后人就是“以人取字”。清朝翰林院有个叫秦大史的人，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到西湖游玩，刚好岳飞墓在那里，秦桧夫妇的跪像也在那里。朋友请秦大史留字，他写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这表明，做汉奸可耻、民族大义和气节是深入人心的。

传统文化教育是培养爱国主义思想的源泉。对于祖国的一切优秀历史文化，我们都要继承它们，让它们发扬光大。

任继愈：中国历史这么丰富，可以给人以启发和鼓舞的事例很多，有奋发图强、克服困难的典型，有抵抗侵略的英雄，也有发明创造的杰出人物。这都可以让人长志气、长知识。历史上的榜样多的是，比如岳飞，让青年记住并学习岳飞就很好，爱国主义有了，凝聚力也有了，知识也有了。这样，他就会知道我们民族有怎样光荣的历史，凝聚力自然就强了。小学、初中的学习，应该以讲故事为主，讲一些生动的故事。这很有用。不一定让他背诵，讲多了，慢慢他就领会了。

冯其庸：我曾经想写一篇《我们需要爱国主义》的文章，就是要大力倡导大家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人民，爱我们党的事业，包括爱我们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多么光辉灿烂啊，单说汉字就非常不得了。现在最古老的中国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以前的文字也会被发掘出来。从甲骨文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中断过。现在用电脑打字，打汉字也可以比打外文快，汉字包含的信息量甚至还更多。我们最近尝试出版了《红楼梦》繁体字本，当时想，这部小说比较浅近，让年轻人习惯一下读繁体字。开始印了6000部，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又印了5000部，第三次印了8000部。出乎意料，短短几个月连印了三次。这说明繁体字还是能被人们接受的。

任继愈：现在的年轻人中理想主义太少了。应该多一些理想，哪怕是幻想都值得鼓励，甚至空想也好。不要太现实、太功利。找工作，月工资1000元就不去，有1500元的才去。这就不好，不顾兴趣、爱好，只是为了钱，最终也干不好、干不长。年轻人要实现自我价值，这个价值要看怎么理解。价值不能折合成人民币来计算。人是集体的一员，在集体里头，你做了什么，贡献了什么，这才叫价值。我们的很多运动员，都是很优秀的。可在奖牌的背后，有多少不拿奖牌的人在支持啊！有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认为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单纯表现自己就谈不上什么价值，因为离开群体就没有个体了。

要扭转“重理轻文”的局面和解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现在应该是“国学”发展的一个比较好的时代

任继愈：我一辈子搞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华文明的发展是5000年，但真正深入发展到一个高度，是5000年的后半段，这是大踏步前进的2500年。老子、孔子思想的形成是2500年前左右的事。2500年中，后1000多年又比前1000多年更丰富，而最近的500年变化就更大了。从世界范围来说，工业革命、产业革命，蒸汽机、电报、电讯，都是近500年内发生的事。社会的发展加速度前进，人类进步越来越快，变化也越来越显著。最近这100年，进步最大。人类进入宇宙，进入太空，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西方有个成语比喻说，“月球背后的事情谁知道啊”，在今天就不成问题了。

正因为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于是，有些人变得忘乎所以，认为没有人类造不出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疯牛病、酸雨、艾滋病等等，这也是人类影响自然所致啊。人们把很多精力用在征服外界，征服地球，征服世界，进而改变人类生存的环境。现在已经接近于掠夺和榨取了。

现在面临一种什么情况呢？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显著，发展比较快，原因是这方面只要投入，马上就能见效，也容易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比较而言，人们对人类自身、社会发展等方面却研究得很不够，进步也很慢。比如，关于道德问题、人的本性问题、人怎么改善自己的问题，2500年以前的说法现在还没有

过时。对2500年前的思想，我们究竟丰富了多少，加深了多少？似乎还很不够。

宗教为什么现在还在发展？就是因为人们对很多问题不认识、不理解。传统的宗教算在内，光是新兴的宗教就有上千种以上。这说明，人们对自己的存在陷入一种迷惘状态，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所以转而信奉宗教。

如果给社会下一个诊断书，就是人们对外界了解得多，对自身了解得很少，完善自己很不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总起来看就好像人的两条腿，但自然科学这条腿很长，社会科学那条腿很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自然不会协调。对现实社会的这一严重危机，人们并不是很清醒。这是个世界流行疾病，也不单单是中国的现象。外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理工科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容易，文科生就很难，哲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就更困难了。

李学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人类的知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是把自然史和人类史作为整个人类历史来看的。现在存在一种现象，就是自然史研究多一些、发展快一些，而人类史研究则少一些、发展滞后一些。通俗地说，就是“重理轻文”。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这种现象越来越突出，突出表现就是文科专业招生难、文科毕业生找工作难。现在，不只是文科学生找工作难，连理工科也不是很容易了，文史哲、数理化，日子都不好过。为什么？就是忽视了知识的整体性，片面追求研究某一领域的知识。比如都是研究数学，若研究纯粹数学，便没有多少出路；但如果研究应用数学，境况就好多了。至于搞纯理论研究，连吃饭都困难。

任继愈：专业太窄也是个严重的问题。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科门类设置很窄。窄到什么程度？对一门学科内一个很小的分支知道得很多，就可以称为专家。除此之外的东西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什么形状呢？“竹竿”型，很细很高，对某个问题钻得很深，“竹竿”以外的就不知道了。

李学勤：社会发展需要大批理工类的建设人才，而对文科类人才的需求则要相对少得多。加强技术知识的学习是可以马上见效的，因此很难避免产生侧重自然科学研究的倾向。由于一个历史时期的需要，两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得到强调，也是可以的。今天已经到了呼吁扭转“重理轻文”局面的时候了。有位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出现的大问题，不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而恰恰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我觉得这话是对的。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但还没有去落实、去解决。

任继愈：社会科学，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但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一旦违背了它的规律，人类也会因此而受到惩罚。如果不去研究社会的规律，就不会懂得如何遵守它，一旦出现失误，那是多少科学技术都弥补不上的。不重视社会科学这个社会通病由来已久。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解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不能求速效，恐怕还得从基础教育做起。如果说政府能够做的话，应该把基础教育一包到底。抓教育，看起来似乎很慢，若干年以后，效果就出来了。

现在的大学教育，不管文科、理科，考上大学以后，都不再学国文了，很多大学不开设“大学语文”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过一阵“国学热”。北大有个文科研究所，设了一门“国学”，清华也有过，时间不长。现在应该是“国学”发展的一个比较好的时代。不是说理工科走得太快，而是文科也要赶上去，两者要齐头并进。我特别倡导开设“大学语文”课。不管工科、理科都应该列为必读，这是很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现在的博士、硕士写论文语句都不通，基本的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上“大学语文”，通过写作课，就可以锻炼这方面的基本功。再者，从提高“国学”素养的角度讲，到了大学再不抓，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现在的大学有个现象，搞文科的校长不轻视理工科，这个校长就当得比较好。搞理工科的校长如果轻视文科，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其实文科培养一个人才要比理工科难。理工科人才，比如说搞建筑，十年完全可以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而十年要培养出一个理论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冯其庸：文化越高，我们的前途才会越广阔。现在社会各方面都需要“国学”。国学院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要培养研究型人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等各方面都研究，但绝不是仅限于“钻故纸堆”。我认为，研究“国学”同样要注重实干精神，要走出去搞调研。我一辈子跑了很多地方，什么样的苦也吃过，搞调查，风餐露宿，很艰苦。但只有去调查，才能有新的收获。比如，关于项羽死的地方，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项羽死在乌江，实际上不在乌江而在东城。《高祖本纪》记载“斩项羽于东城”。安徽一位同志还专门写文章《项羽死于何处》，提出同样的观点。我也为此专门作了调查。去了以后，东城遗址找到了，整个楚汉相争的战争陈迹、路线都很清楚。回来后又反复查证，从东城到乌江有240华里，从垓下退出来到东城只有100多华里，项羽当时从垓下出来只有800骑，过淮河，只剩100多骑，到阴陵，再经东城一战，剩下26骑。当时项羽四面被围，怎么可能冲出去？所以司马迁的记载是可靠的。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历史遗存，这是调查的结果。做学问，也要出去跑，了解历史、了解地貌、了解人情风俗。研究“国学”，同样要求真务实、扎实苦干。

“应试教育”容易导致功利主义，不利于学生树立创新思维，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抓好中小学的基础教育

任继愈：我从事教育几十年，一个切身感受就是我们的教育路子有些走得不大对。一再说要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始终减不下去。中国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与其他国家相比，课外阅读时间是世界上最少的。再看各项国际比赛，奥林匹克竞赛，包括物理、化学、数学，我们都能拿金牌。数学家丘成桐评价说，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培养不出数学人才来，它只训练做题、解题的能力。况且，解题是解答别人出的题目，自己脑中没有题目。没有问题意识，如何能搞创新？

我们长期搞的是“应试教育”，这种教育方法不利于学生树立创新思维，即使有创新能力也无法施展。我们遵循的是高考指挥棒，分数决定一切。高考指挥高中，高中指挥初中，初中指挥小学，一直到幼儿园。现在学生戴近视眼镜的比我们上学时多得多。以前我们上学，书包一个肩膀就能背，现在两个肩膀背起来都很重，有十多斤。孩子们一直在压力中成长。家庭也有压力，孩子要考初中、升高中，对于全家来讲是大事。有的小孩含着眼泪弹钢琴。鲁迅说“救救孩子”，到现在孩子还在救，我说还要“救救教育”。

李学勤：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太多了，尤其是中小学教育。长期的“应试教育”导致功利主义教育、填鸭式授课盛行。这种教育，最大的坏处就是严重扼杀了孩子们的兴趣，阻碍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天天讲创新，可孩子们哪里有时间创新？以前日本也是这样，但现在开始改进了。日本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他们能够生产那么好的家用电器、汽车，但就是很少有人得诺贝尔奖，这跟他们的国力也不相符。为什么？就是因为教育模式有问题。这种“应试教育”或“分数教育”带来的问题和弊端，可能再过两代就很明显了。

任继愈：教育的关键是基础教育，因此抓教育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抓好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就像盖房子，基础打得又宽又扎实，房子才能盖得又高又稳固。基础教育针对的年龄段，一般是十二三岁，正是一个人人格形成时期。我们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对人生的追求和定位，也是十二三岁形成的，不是在上大学以后。到了大学，基本就定型了。所以中小学教育非常重要。可是，目前对中小学教育似乎不那么重视。比如，对地方干部来说，办好小学、中学，看不到成效，上面也不会表扬，政府上级对下级的评价指标也没有这一项。教育是“百年树人”，不说百年，一个人成才至少也要十几年。现在干部五年一届，他等不及啊，如果架座桥、修条路，政绩方面就可记上一笔。这就是问题所在。

无论如何，必须抓好中小学教育。从整个教育来说，这是“根”，虽然见效慢一点，但搞好了底子扎实。要真正搞好，投入也不会很大。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完全可以一包到底。不论有多少孩子，都应该完全包下来。还有，不应该再拖欠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这个问题要彻底解决。中小学教育是成才的基础，也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研究生就业困难，博士生论文质量下滑等教育问题十分突出。这也说明，注重考知识，而不注重培养能力的学校教育，使得人才素质下降。研究生学制三年，三年内要求每人都发表文章，还是指定的核心刊物。这个做法不妥当。三年时间，实事求是地讲，第一年学外语要花很多时间，第二年进入专业学习，第三年开始联系找工作。现在全国刊物才有多少种，而研究生数量几十万，他们的论文怎么可能都发表呢？我带研究生，就是要求他们阅读指定的书，写读书笔记，然后我进行检查。不硬性规定发表文章，这是我的要求。

当今社会学位贬值。有人说现在的博士还不如从前的大学生顶用，这的确是个问题。要保证硕士生、博士生的质量，首先得取消发表文章的量化要求。现在到处讲量化。量化有一定限度，产品的规格可以量化，但不是什么都可以量化。比如《红楼梦》写一个女子的外貌，不能说眼睛多少公分，鼻子多高，腰围多少。如果这样量化，那就是对死人的法医鉴定。培养人才，更不能用量化标准来衡量。

至于应该怎么培养合格的研究生，各个大学应该有自己的办法，作为学校，也会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学生培养好。再者，不要吃“大锅饭”。硕士、博士，国家没必要统一发文凭。各个学校自己培养研究生，北大就是北大，清华就是清华，这样会好一点。不合格的，不保证入学后一定拿到学位，可实行发肄业证书制度。

善于发现优秀人才也是一门学问，要创造一种机制让包括文史方面的各类人才都能脱颖而出

任继愈：培养人才不能像蒸馒头，个个都一样。比如音乐家，他离数学很远，有偏才的青年升不了学，最后，音乐的特长也得不到发挥。文科、理工科都有这种情况。历史学家吴晗、文史家钱钟书，当年他们的数学成绩都不好，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专家、大家。要按照现在的考试标准，他们就没有机会进大学。

冯其庸：要善于发现人才。如写《康熙大帝》的二月河（原名凌解放），原来是县里的一名宣传干事，他寄来一篇研究论文让我看。我一看，文章想象太多，像在写小说。我说这是写小说的笔法，他就来信问可不可以写小说。我说，你只有写出来才能知道行不行啊。他喜欢清代历史，就想到写康熙大帝。刚开始写了一段时间，他很苦恼。有人说“康熙大帝”本身就讲不通，“大帝”是个外来词。我说不要受别人影响，不要打乱自己的思路。写出来不行再改嘛，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写到30万字的时候，又写不下去了。那时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书信往来交换意见。他希望我帮他看看稿子。我正好带研究生到河南调查，先到洛阳，后到他住的南阳。看了他的稿子，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肯定能写成，就按照计划写下去。他听我这么一说，心情与先前大不一样。最后他写成了四卷，准备出版时，我还从北京找了几个朋友到郑州，为他做宣传和推荐。后来，他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写出了《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这说明，社会上的确有很多优秀人才，就是要有人去发现和鼓励他们。

我认为，作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想一些办法，让有志于追求事业的青年人才能够被发现。尤其是文学和艺术方面，社会上优秀人才很多。不能仅仅依靠文凭、学历，两眼只盯着学校教育，而要把眼光放到整个社会。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是个个都有水平。有的有学历、也有能力；有人有学历，但实际能力非常一般，甚至很差。这也是客观存在。社会上没有学历但有真本领的人很多。我们要创造一种机制、氛围，想出一些办法，让包括文史方面的各类人才都能有机会脱颖而出，把社会的成才道路开辟得更宽广，让更多的人觉得，他学习一项技能、研究一门学问，就会有施展的天地，从而回报社会、为国家作贡献。

任继愈：要重视人才。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钱办不了事，有了钱，没有人才，照样办不好事。同样一个工厂，如果有合格的管理人才，它就能发展起来；如果厂长水平差，工厂就亏本，就会倒闭。

善于发现各类优秀人才也是一门学问，这不是自然科学用量化方法可以解决的。

冯其庸：我希望有人能编一本《自学书目》，为社会上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介绍掌握传统文化必须读哪些书，哪一种版本最好，再加上注释，便于他们阅读、自学。到一定时候，搞一次考试或测验，成绩好的也给优秀，主要是让他们有办法检测自学掌握的程度，从而提高学习信心，促使他更认真地学下去。这样，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得到提高。

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全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学习风气。自然，也会增加更多的人成才的机会与可能。

任继愈：我国的科举制度有个特点值得借鉴，就是始终把自学放到第一位。古代有书院，也有大学，但数目很少，国子监是国家的学校，各省也设立一些书院。这些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边工作、边学习，通过自学来达到国家要求的水平。科举是公开的，有个标尺，跳过去就及格，跳不过去接着再学，没有年龄限制。它鼓励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学习。

宋朝的范仲淹，年轻时家里很穷，母亲改了嫁。他自己熬粥，等粥放凉后，凝固了，再用刀子划开，上午吃一半，下午吃剩下的那一半。他就在这种困难的境况下读书，结果成为著名的政治家。这样的人古代很多。大寺院藏书很多，可以借书看，有的人住大寺院，吃饭跟和尚一起吃。宋朝有个家贫的读书人，一年多一直跟着和尚吃饭。时间一长，和尚大概烦他了，就想办法治他，吃饭以后再打钟，结果他听到钟声时人家已经吃过饭了，他就在墙上题诗发牢骚。后来这个人做了宰相，回到当年蹭饭吃的那个寺院，看到当年题在墙上的字，都用碧纱罩上，成了名人字迹，感慨万千。可见那个时候没钱的穷人也有机会通过自学参加选拔。现在的教育途径，所有的人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必须交付大量的学费才能上学。

毛泽东一生从历史文化中思考过许多为国为民的重大问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陈云专门抓过中国历史文化古籍的整理工作

冯其庸：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兴趣非常广泛。他对《红楼梦》说过一句话，说中国除了地大物博以外，几千年就产生了一部《红楼梦》。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说，《红楼梦》里有阶级斗争，后人可以很生动地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曹雪芹写四大家族，以贾家作为典型，用艺术的语言写出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从官僚、富豪到老百姓、穷人等各种层次的人都有。毛泽东多次让一些武将出身的干部读《红楼梦》。有人不理解，说《红楼梦》写的尽是一些谈恋爱的事。毛泽东劝他应该仔细读读。

毛泽东不仅了解“国学”，他的“国学”水平一般人也望尘莫及。他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牢固，基本功深厚。他的文化修养极高，他的“国学”根基也是铸成他成为伟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芦荻：我是1975年5月29日进中南海为毛泽东读书，9月28日离开，在主席身边工作了整整4个月。从接触中我了解到，毛泽东酷爱历史典籍。他的博学多才，思想根基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也就是“国学”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如此贯通、娴熟，他是第一位。他一生沉湎其中，从历史文化中思考过许多为国为民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记忆力惊人，知识极为渊博。我记得有一次他说到“溢”的解释，一口气把《西厢记》“长亭送别”一节中从“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一直背诵到“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长达数百字。让我非常吃惊。我1962年在人民大学任教，参加过编注《历代文选》。我一去，他就说，你注的《别赋》“秋月如?”一句中，“?”字的解释不准确，“?”是马蹄型的玉。他建议我到故宫去看一看。我后来去看了，原注确实不准确。

毛泽东一生涉猎广泛，儒家、法家、道家的著作甚至佛典都涉及到了，也让我们去读。他对朱子理学并不否定，特地要我读朱熹的书。对儒家、法家、道家，他认为应该很好地梳理和研究。他还读宗教、佛学著作，读《五灯会元》、《六祖坛经》，读一些公案小说。

毛泽东读历史有很多独到见解。比如他对古代文人的评价，说阮籍诗好、文章不好，嵇康的诗歌不如文章好，等等。他看《红楼梦》等古代小说，绝不是看热闹、看故事，而是看历史、读兴衰，吸取古人智慧，了解民族传统。这也是他调查研究的一种方法。

任继愈：上世纪80年代初期，陈云专门抓过中国历史文化古籍的整理工作。他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后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我一向搞哲学，搞历史，就是从此开始转向搞古籍整理的。

陈云是老一辈革命家，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懂得历史文化的重要。整理古籍绝不是临时想出来的。到了80年代初期，“文革”结束了，他知道这件事不能再耽误了，也认为时机已成熟了，才提出来。他怎么抓这件事情呢？第一，国家增加投入。国家拿钱，当时准备几十个亿，当然不是一次花完。第二，找专家李一氓当国家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提高古籍整理的机制的地位，直属国务院。选人选得准。第三，制订可行性的规划。有了这三条，他作为领导就不再过问那么多了。我很佩服陈云，这是很高明的领导艺术。他诞辰100周年时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就讲这件事。

李学勤：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要搞花架子，文化是内在的，应该注意内在精神修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就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关于学习传统文化，毛泽东没有少说，他书房里的书籍，多数是古书、史书。压题照片为沧源岩画，它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崖画之一，给我们认识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提供了感性基础。

岳飞“还我河山”的誓言被看做是爱国精神的代表，被大家纪念传诵。

龚自珍告诫国人要尊重自己的历史。

司马迁忍受屈辱写下“史家之绝唱”的《史记》。

宋朝的范仲淹家境贫寒，但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读书，终于成为著名的政治家。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它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毛泽东在阅读古籍

古代科举制度把自学放在第一位，鼓励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图为国子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