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集萃

2007-04-20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

程美宝在《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刊于《近代史研究》二○○七年第二期）一文中指出，上海自开埠以来，吸引了大批来自广东的商人，他们陆续建立起各种同乡、同业和其他文娱组织，赞助举办各种粤剧

、粤乐和粤曲活动。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一方面吸纳了其他剧种和音乐文类的特色而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其本来不一定十分明显的地域标签也得到强化。当时粤乐的创作和实践活动，是在一个探索何谓“国乐”的大语境中进行的，同时，在上海兴起的时代曲，也为粤曲注入了新的调子。到三十至四十年代，新兴的国语时代曲被大量引入粤曲之中，而粤曲的方言特征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这一演变过程显示出，近代中国“地方文化”的特征，往往是在一个跨地域的情景中塑造和凸显的。

    分姓现象与明初华北移民政策的关系

傅辉在《分姓现象与明初华北移民政策关系研究》（刊于《中州学刊》二○○七年第二期）一文中指出，尽管出现在姓氏演变过程中的异姓同宗现象相当普遍，但是，明代华北地区移民后裔中众多的异姓同宗现象，却折射了移民同宗情结与移民安置方案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关系。实证分析表明，明初拟定的同姓同宗不得迁居一处的分派方案，是导致华北移民分姓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现象对区域宗族人口、土地开发过程及其社会变迁等相关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代四川的客长制

梁勇在《清代四川客长制研究》（刊于《史学月刊》二○○七年第三期）一文中指出，随着清初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四川，客长这一具有移民社会特质的地方基层管理人员便在四川城乡各地出现。通过对客长的任免程序、功能及其与保甲制的关系的考察发现，在面对移民人口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非常态”社会中，清地方政府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将民间自发的管理方式纳入官方既有的管理体制之中，既强化了对地方的监管，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