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中国话剧百年诞辰之际,结合多年来的创作实践,我重点就主旋律题材的创作谈几点体会。
一、选取普通人视角,解读人性中的崇高
二、贴近现实生活,坚持现实主义传统
及时反映时代和现实生活是话剧的一贯传统,民族风格与现实主义传统是中国话剧不变的精神追求。现实主义品格是主旋律创作最本质的东西。对于生活来源的认识,我认为写生活不是目的,而主要是写人、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主旋律创作才能深入地影响人生。这就需要我们的创作要贴近生活、观察生活、深入生活。1983年,我在魏敏同志带领下创作《红白喜事》,原本也是“军民共建文明村”的命题之作。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收集到不少小故事,按以往可以搞一个比较热闹和好看的剧本,但这样仍然会流于一般化、表面化、概念化,缺乏生活的真实和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于是,我们来到魏敏同志的老家,在农家的炕头上,我们听到看到了那些农民真实的生活故事。于是,在我们思考的范围里,不仅是对现实,更多地是对中国农村千年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反思,是对今天新农村、新农民在旧思想、旧文化与新思想、新文化的冲撞中,保留什么、改变什么的思考。这次创作为我在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积累人物形象、学习人民群众语言、把握戏剧结构和思想深度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把握时代脉搏,开掘情感力量
把握时代的脉搏,立足灵魂的启示,把思考的根子扎在坚定的政治信仰上,用感动自己的作品去感动观众。我在创作话剧《黄土谣》时就有这样的体会。《黄土谣》的创作并不是命题之作,我也没想到我最终写的是一部标准的主旋律话剧。为什么?因为生活原型把我真正感动了。当那个夜晚从电视上看到关于宋先钦还债的故事时;当喝完湖南人自己酿制的米酒、昏昏欲睡地躺在宋先钦家冰冷的木床上时;当我守着一盆炭火面对宋先钦这样一个50多岁男人的失声痛哭时……我的心真的被震撼、被感动了。宋先钦带给我的感受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他是当代中国社会中最底层、最普通的一个农民,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他不过是欠债还钱,并没有什么舍生忘死,更没有对国家做过什么重大贡献,他的所作所为是极其平常的……所以,他并不高大,他所遵守的不过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当这种感动逐渐积累,便产生了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这就是我的创作初衷。目前,这个戏已经演出了137场,有人说“这是一个中国大地上最后的道德神话……”有人说“看完这部戏以后,引起了灵魂的震动和对心灵的拷问……”有人说:“主旋律题材的戏就应该这样写。”还有人问我,这结果我是否始料不及?我的回答是:不!因为我心中早就堆积着赞美壮丽人生的愿望,鼓荡着歌颂崇高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