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谐语境下遏制气候变暖

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地球的生态危机日趋严重，成为了危害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今天，环境问题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是因为

2006年，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感受了一次暖冬。北京今年1月的气温曾经达到了16摄氏度，华盛顿1月的气温也达到过21摄氏度，而在日本，原本4月开放的樱花却是在3月的雪花中开放的。对公众来说，气候变暖已从学术探讨变成了现实，而由气候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危及沿海城市安全似乎也不再是“杞人忧天”。

理性看待气候变暖

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对气候变暖的研究。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地球历史上几次大的生物灭绝事件都与极端气候现象有关。如今，气候变化虽然没有剧烈到大规模毁灭生物物种的程度，但已经对人类生活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人类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气候变化，今年我国首次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对气候变暖进行了科学评估。报告认为，亿万年以来，地球气候的演变主要由两大类驱动力所控制，一类是地球外天体和宇宙环境的变化，其中尤以太阳活动所造成的影响为烈；另一类是地球系统内部各自然圈层的活动，如地壳变动、海洋运动、火山爆发等。地质时期气候的变化曾经促使一些物种的进化，也加速了一些脆弱物种的灭绝。同样，近代气候也在发生着变化，各种迹象表明，现在的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活动密切关联。

如何遏制气候变暖，首要的是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以便确定人类行动的方向。当前气候变化领域争论的焦点在于：过去全球和区域气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引起的？如何利用完善的气候系统模式预估未来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预估的未来气候变化是不是严重到足以对地球生态系统及人类社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国际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发表的四次评估报告，都试图回答这些关键科学问题，但由于目前科学上还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对这些问题仍需要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气候变暖是发达国家欠下的债务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据统计，从1860年至1990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CO2累计排放量已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78%，而其1990年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2%。发达国家过去、现在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都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通过。1997年12月，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各方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要实现在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2%的目标。2001年底举行的第七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马拉喀什协议》，进一步推动了《京都议定书》生效。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通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之后正式生效。遏制气候变暖欧洲走在前头

在气候问题上，欧洲走在了世界前面，从政府到民间都将应对气候变暖提到了重要位置。在今年3月召开的欧盟春季首脑会议上，欧盟单方面承诺到202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20%。欧盟峰会还决定，如果其他主要排放国也接受的话，欧盟愿意将同期减排目标提高到30%。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一半的欧盟民众对全球气候变暖会带来的后果感到非常担忧；82%的人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现在消费和生产能源的方式会对气候产生消极影响。环保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欧盟民众的自觉行动。有80%的人表示，他们在选购家用电器时会考虑节能环保因素。在英国，部分乡村已开始自发安装家用太阳能和风能装置，关闭电暖炉、电咖啡壶等。在法国，全国在2月1日开展了熄灯5分钟活动，巴黎埃菲尔铁塔、市政府等都参加了这一活动。虽然欧盟的新减排目标也招致了欧盟企业界的一些不满，有些企业担心这会增加经营上的环保成本，但欧盟决策者们认为正是要借此增强欧盟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认为，与不采取行动所将造成的损失相比，新减排目标在短期内给欧盟经济增加的成本是值得的。

    和谐发展是我国的应对之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我国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我国生态、环境脆弱，海岸线漫长，人均资源占有量低，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我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仍是首要任务。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对气候变化将给我国在农业、水资源、自然生态系统和海岸带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科学评估。初步结果表明，气候变暖将加剧我国北方的缺水状况。如果气候变化的速度还进一步加快，将继续对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部门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农牧业生产、水资源供需、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沿海地带等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这些影响以负面为主，某些影响是不可逆的。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暖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制定节能政策，调整产业结构，鼓励节能技术研发，来推动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

我国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对策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能源结构为核心，发展高效、清洁的化石能源技术，先进核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并建立完善的相应工业体系。并制定了到2020年，力争使GDP的碳排放强度比2000年下降40%，到2050年GDP的碳排放强度比2000年下降80%的目标。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清洁燃料技术和氢能技术等先进能源技术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届时，我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性能源构成中要占30%以上，到本世纪下半叶，基本依靠可再生能源满足因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增加的能源需求。

在国际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研究，开展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全球气候问题的研究解决。从1992年6月中国与其他15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共同签署了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日起，中国政府一直作为公约缔约方参与国际气候问题的每一次重大进展，包括《柏林授权》以及后来的《京都议定书》。另外，中国还与发达国家参与CDM（清洁发展机制）。CDM鼓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减排量可用于抵扣发达国家的减排量。由于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较低，这种方式有效降低了发达国家兑现《京都议定书》的成本。中国目前就在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一些公司开展CDM贸易，以双赢的方式推动节能和温室气体的减排。

不过，在气候问题上，我国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这些国家曾经贫困，现在正在摆脱贫困，而发展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因贫穷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的唯一出路。历史发展规律证明，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只有当其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人均能源消费和相应碳排放才有可能达到“极点”并逐渐下降。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发展模式的创新使该“极点”提前实现，但不可能无条件地跨越这一发展阶段。因此，过早或过激地对发展中国家施加限控碳排放的义务，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