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李晓明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北京了，但是有一点感受却是与以往大不相同的。4月22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前来京办事，乘车、问路，少有人知道中华书局。这次很多普通北京市民已经知道他们的身边有一个中华书局。他说：“这应该归功于中华书局推出的从阎崇年到于丹等人所作的
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受到公众欢迎说明现代生活中存在着对于传统文化的巨大需求。我国出版业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需求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2004年初，以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擅长的中华书局便新设了大众读物编辑室，以探索传统文化与大众阅读的结合。几年下来，这个编辑室已成为中华书局最为活跃的部门,市场运作日渐成熟。他们推出了“正说历史”系列、《国史十六讲》、《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佛教十五题》、《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于丹〈论语〉心得》、《说慈禧》等深受读者欢迎的图书。这些图书大多成为图书市场上响亮的品牌。面向大众的传统文化出版活动也成为几年来我国出版业最为吸引人的热点。
以前我国出版界也出版过一些传统文化普及读物,但效果不如今日。这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以往的传统文化普及读物更多的是向现代人灌输传统文化思想,而不是从现代人的现实需求出发为他们提供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或者说，以前是“局外”，现在是“参与”。中国出版人以自己的努力表明，优秀的传统文化类读物完全可以融入中国读者的现代生活之中。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读物唤起了人们对于民族文化之根的向往,引导人们发现经典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
在顺应市场，不断推出丰富多彩的高品质出版物的同时，中国出版业也以越来越大的热情和使命感关注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关注那些热爱阅读而无力实现的人们。
陕西宝鸡麟游县常丰乡常乐村村民王丽琴和丈夫一起在京务工，儿子在家中上小学三年级。王丽琴经常要给儿子买些图书寄回去。在买书时，她知道了“我的第一本课外书”活动，还有“农民书屋”的事情。她说，家乡的很多孩子热爱学习，但无钱购买课外书，一些孩子连教材都买不起，经常到她家把儿子的教材抄下来学习。“我的第一本课外书”活动一定会给许多乡村少年带来无尽的快乐。
由中宣部出版局组织发起的“我的第一本课外书”捐助活动得到了中国出版界的热情响应。这一活动的目标是要让中国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有机会读到优秀的出版物。今年，中宣部出版局等几家单位还发起“带一本好书回家”活动,号召北京市民在过节前为农民工子女捐一本好书。此举得到了北京市民和出版界热烈的响应。
此外，服务“三农”一直是中国出版界最为重要的出版使命。像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书系》、《农民增收口袋书》丛书简明实用、价格低廉，深受农村读者欢迎。《农民增收口袋书》共160个品种,最高印数5万册,平均印数达2.2万册。其他如《沼气用户手册》、《农民进城务工指导手册》两个小册子发行量分别超过50万册。还有金盾出版社出版的《图说毛木耳、灵芝等高效关键技术》系列,用图示的形式对农业技术操作和技术问题进行浅显的讲解,强调直观、形象、实用,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学以致用,而且按照品种分为若干单本小册子,以压低成本,降低价格,减轻农民负担。该社组织出版的《怎样提高养鸭、养奶牛、养蛋鸡等效益》丛书,针对养殖户养殖过程中的认识误区,以答疑解惑的方式传授农业技术。
出版业承担着文化积累和传承的责任。一个优秀的出版社总是与一批能够留传后世、历久弥新的图书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中国出版人不辱使命。近年来不断完成推出的优秀出版物全面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在政府倡导、全社会积极推动的“全民阅读”活动中，中国出版界也体现出了可贵的社会责任感。相信这些矢志不渝的努力一定会促进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出版界将享有自己的光荣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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