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那般的笑容端庄,依然是那般的才华横溢。
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聆听。抛给她一个问题,她轻松接过,然后就是挥洒自如的应答。孔子、庄子、司马迁、柳永、苏东坡等远逝古人的辞句,她信手拈来,穿插在论述中,支撑着自己的“一己阐发”。由于长期研究媒体写作,她太知道记者提问背后的潜台词。她不仅体贴地把这些潜台词说了出来,而且不断地充实信息,甚至还出离自己被采访者的身份,谈论起采访写作的技巧。
跟她对话的时候,她正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她把她的态度总结为“三鞠躬一握手”:一鞠躬是要向公众,因为老百姓是用生命感悟来还原经典;二鞠躬是对圣贤,他们的睿智让经典的力量趋向永恒;三鞠躬是给媒体,媒体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文明的催化剂。而一握手,是要和提出质疑的人握手,因为多元碰撞是文化获得活力的最佳路径。
经历过这样一番“折腾”,她已年过四十,女儿也在慢慢长大,她越来越感悟到孔子所说“四十不惑”的重量。她说“不惑”的境界还达不到,但是自己已经明白了“返璞归真”这四个字的可贵,“我越来越觉得台湾作家张小娴的一句话说得棒极了,她说‘我们庸俗而深情地生活着’。”
什么是“庸俗”?她的理解就是家长里短,比如过去大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有一家包饺子,就会给满院子人家都送上一盘。什么是“深情”?她说是一种由衷的情怀,比如说自己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无比热爱。
于是,话闸由此打开,她开始讲述她感受过的父爱师严,以及学生赐予她的温馨爱戴。
你们就别费那么多劲去找“人生公理”了,直接把孔子、庄子的这些话拿出来领会,就是现成的“公式”――
父亲的开明让她饱览经典
在舆论的质疑中,有一个方向集中在她对孔子缺乏足够的敬畏,于丹说其实自己的态度是“敬而不畏”。在她看来,现在的文化、学术有被经典化的趋势,被藏之深山、千古膜拜,让人们只好敬而远之,“我想告诉大家还可以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敬而近之’。我当然敬重孔子,但是我不惧怕他,我敬重他不是为了远离他,而是为了亲近他;我敬重他不是跪下来仰视他,而是走近去触摸他。”
之所以如此“胆大包天”,于丹有着自己的价值考量。她说文化利益的分享是民主的一部分,文化被经典化之后凸现出的是精英价值,但这不是文化价值全部。“从整体意义上说,文化是一座金字塔,既有塔尖上精英的研究和传承,也有塔基上一己感悟式的品察、延伸。我觉得自己是在尝试以民主的名义,让大众去触摸、去分享文化的魅力。”
于丹觉得,对于经典,她从来没有产生过“膜拜”的概念。细细想来,这得益于父亲的悉心培养。
于丹记得自己小时候无书不读,四岁读《论语》,八岁读《红楼梦》、巴尔扎克的《贝姨》、莫泊桑的《俊友》。邻居很惊讶,对她父亲说怎么可以让孩子看这些书,孩子肯定看不懂。“我父亲就说了,我们家是百无禁忌,认得字就让她看吧,看不懂那就不懂呗,慢慢她就懂了呀。”父亲的开明,让于丹带着“玩”的心态接触经典,对她而言,经典不仅是成长的一部分,也是孩时娱乐的一部分。
由于父亲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于丹对唐诗宋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小小年纪就能背诵许多唐诗宋词,而且还确立了自己的诗人偶像――李商隐。后来在报考研究生时,于丹选择了研究唐诗宋词,但是这一决定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假如于丹以唐诗宋词为研究对象,就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去触摸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脉搏。
于丹只好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攻读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硕士。在这期间,于丹发现家里客厅的书架上正在悄然发生一些变化。取书比较方便的那一格书架,是经常给摆上新书的。于丹还发现,这些书跟自己的课程进度基本吻合,比如说某一段时间正在学习《论语》,她就可以在这一格书架上轻易找到各种与《论语》相关的书籍。于丹渐渐明白,父亲以这样的方式拓宽自己对经典的多层次感知,他不强求,但是“润物细无声”。
慢慢地,于丹为自己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而庆幸。“先秦两汉文学一读下来,我就很惊讶,我们后边两千多年的智慧,都是以这个阶段为起点,而且都没有超越它。以前我没有机会跟大众交流这些,现在‘百家讲坛’给我搭建了这个平台,我就迫不及待地站出来告诉大家,你们就别费那么多劲去找‘人生公理’了,直接把孔子、庄子的这些话拿出来领会,就是现成的‘公式’。”
尽管父亲已仙逝,但于丹说走上“百家讲坛”的那一刻,她觉得父亲就在自己身边。在她眼中,父亲就是一个师者的形象,让她体味到父爱的细腻、温润,更让她感受到经典所散发出的迷人温暖。
什么叫“体验”?就是“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就是说你一定是全身心生命澎湃激荡,“入乎其中”,然后才能“出乎其外”――
大师的光芒让她激情成长
除了庆幸自己选择了正确的研究方向,于丹还庆幸自己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授课的老师之中藏着顶尖高手。他们的一言一行让她明白,经典不仅是温暖的,而且是有质地的。
对已故国学大师启功先生,于丹怀着由衷的敬意,“面对启功先生,你会领会到一种人生境界,学问可以贯穿一个通透的人格。”于丹回忆起启先生的一件往事――一次,有人来向启先生求字,先生一口允诺。但刚一写好,来人起了贪婪之心,佯装不满,说您老怎么给写成竖的了,我要的是横的。面对如此不恭敬之人,启先生的回答谐趣而从容:哟,您要是早说要横的,我就带好剪刀和胶水,把这竖的剪下来,再给您横着贴一下不就行了吗?于丹说这就是启先生,要是我们普通人早就大发雷霆了,“面对这样的丑陋,启先生不愤怒,但是他悲悯。”
于丹还记得自己曾经向启先生请教书法方面的问题。她当初在少年宫学过书法,老师告诉他们握笔要练习“凤眼法”,就是拇指与食指挨得较近,拇指在下呈一平线,食指略弯,看起来像凤的眼睛。于丹一直觉得这样习字很累,问启先生是否有别的办法。启先生说:他那叫“凤眼法”吗?我看叫“鸡爪法”!你要是成天比划着那姿势,你还能写字吗?骑过自行车吧?你死死拧着车把,不是撞大树就是撞老头。都说王献之练字的时候,王羲之站在后边没能把他的笔抽出去,你说他是让儿子练字呀还是练拳呀?
于丹的理解是,启先生是在说“法无定法”,就是人不要太拘泥。你把什么都看成天条的时候,就慢慢失去自我了。“《〈论语〉心得》的扉页上我写了一句话,叫‘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其实我还在启先生这样的大师的光芒下不断成长。”
于丹至今清晰记得,著名语言学家王宁先生是这样解释“贫穷”两字的涵义:今天我们理解的“穷”其实是过去的“贫”。什么是“贫”?你看下边是一个“贝”,把一个贝壳当钱花,而且要“分”着花,这还不“贫”吗?过去的“穷”是“穷途末路、无路可走”的意思。“穷”上边是个“穴”字,就是山洞;下边是一个人弯着腰,手还在前头撑着地。你看看,这不就是“无路可走”了么?
于丹说,一个这么普通的词,经过先生一分析,顿时就可爱起来,“我现在一看到‘贫穷’两个字,脑子里就是一幅画面,鲜活至极。”
于丹一直是个很时尚的人,她说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崇拜偶像了,不过不是什么影视明星,而是自己的老师、文艺理论学家王一川。于丹记得在第一堂课上,王一川就讲到他在北大读书时曾经和同学晚上跑到圆明园,在废墟之间边走边谈,内容涉及终极真理、美的真谛。“他说美是什么?美永远是你前一步地平线上的那一轮太阳,你可以用一生去追寻,但是你永远无法触摸。这是他讲课的语言,比我讲课的语言美多了。”于丹说,讲这些内容的时候,王一川是带着光芒和气场的。“王老师说什么叫‘体验’?就是‘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就是说你一定是全身心生命澎湃激荡,‘入乎其中’,然后才能‘出乎其外’。”
好的老师并不是用言辞来教育学生,而是用一种状态去和学生沟通、去激活学生潜伏的思想。于丹说王一川以感悟学问的方式和作为教师的状态影响了自己的一生,“我现在在讲台上的样子更像年轻时代的王一川。”
还有攻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聂石樵先生,还有攻读博士研究生时的导师黄会林先生……与这些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于丹如数家珍,“有这些大师的耳提面命,你怎能不对我们的文化深情满怀?”
对于老师和母校,于丹始终充满了敬意。3月7日,在北师大举行的《构建和谐的心灵》的主题报告会中,她说站在师大的讲台上自己始终忐忑,“师大是最早开始滋养我对中国文化体察的土地,它是成全我、检验我的地方。”
秉承大师的衣钵,于丹走上了讲台。她也在以一种状态影响着学生。
人在生命中有时候需要一种仪式感,只有真正被人在乎,才会去在乎别人―
学生的爱让她泪流满面
学生说,听她的课,是给灵魂洗澡。即使是分析当下火辣的传媒格局,她依然是纵横捭阖、直指靶心,令人荡气回肠。她说:中国电视的级差分布需要以品牌聚合概念,必须集中频道有限资源向优势倾斜,全力打造品牌;她说:不顾规则的“原创”比“克隆”更可怕;她说:新闻发展的趋向是热点现象化于具体事实,政策宣传化于民生命运,舆论导向化于价值判断……
课余和学生在一起时,她总是那么松弛。她和学生聊专业问题,也聊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比如流行歌曲――当前最火爆的网络歌曲是哪一首,周杰伦又出什么专辑了,林俊杰的状态如何,南拳妈妈的曲风又有了什么变化……她和学生达成一致意见:周杰伦的御用词人方文山在今天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
当然,她也会和学生聊到她拿手的诗词歌赋,不过她依然能把这些在别人看来经典得高不可攀的词句同一首首流行歌曲联系起来。《诗经》说:“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直译过来,是说什么时候能够找到一棵忘忧草,什么时候我就可以不想这个人了,就不那么心碎了。她告诉学生,要理解这几句诗词,就静下心来听听刘德华的《给我一杯忘情水》,“虽然时代不同,媒介不同,但两者所表达的意境如出一辙。”
于丹始终谦逊。她说:“学生带给老师的东西远远多于老师带给学生的东西。因为老师是一颗心,向着那么多的孩子;但是每个孩子用心向着老师的时候,老师的收获不可想象。”
谦逊归谦逊。在学生心目中,于丹留下的印记十分深刻。
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张江艺依然记得,1996年9月自己从福建农村来到北京上学时,带着农村孩子初入大都市的怯怯表情一走进喧闹的报到现场,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张江艺你好,欢迎你来到北师大艺术系读书!”他定睛一看,一位女老师和蔼地站在自己面前,右手正伸着,等着跟他握手。她,就是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1996级班主任。
很长一段时间,张江艺一直纳闷班主任与自己素昧平生,怎么会一见就喊出自己的名字?是不是自己高考成绩很优秀,老师一直在关注自己啊?张江艺的这一想法正中于丹下怀,她希望每个学生都有这样的想法,迅速抛弃对新环境的陌生感,感觉到自己刚进大学校门就受到格外尊重,“人在生命中有时候需要一种仪式感,只有真正被人在乎,才会去在乎别人。”
为了让每个学生享受到这一份尊重,于丹作了精心的准备。在开学前的十多天,她找到学生的录取资料,把人名和照片一一对应,确保一见到哪个学生就能喊出他(她)的名字。于丹明白,照片可能与本人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她反复记忆,力求在眉宇间抓住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
到现在,张江艺依然觉得那种受到尊重的感觉温馨动人,让自己在大学生涯开始的时候就充满了惊喜。除了有这样的惊喜值得回味,在陷入困境时,他还会拿出于丹老师送给他的四张生日贺卡,看看自己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足迹,从老师的字里行间,汲取抛却烦恼、继续前行的力量。而这样的生日贺卡并非张江艺独有,全班42个同学,每人每年都会准时收到。
在于丹的倡议下,1996级北师大艺术系学生实行集体生日制度。42位同学中,同月生日的,就选择这个月某一天集体过生日,接受全班同学的祝福。当天,过生日的同学还会收到于丹的贺卡。与其说是贺卡,不如说是一封谈心信笺。在“信”中,于丹会对学生送上真诚的祝福,再用赞许的语言对学生一年来的成长进行总结,然后讲出自己的期许。
张江艺依然珍藏着这些贺卡,他把它们看成了自己的青春记忆。“这说明,我们每个人在她心中都很重要。”
时间在不断推移,学生一拨换一拨,但于丹始终没有放弃对学生的尊重,而学生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信任与爱戴。男生学业不顺利,会到她跟前倾诉;女生恋爱了,会第一时间打传呼告诉她。在北京电视台工作的王夏菁是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毕业的学生,导师正是于丹。在于丹眼里,这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一碰到什么难题,她就跑到老师跟前哭鼻子,但有一次,她反而把于丹给弄哭了――一年元旦,王夏菁送给于丹一张自制贺卡,一面是天蓝色,一面是橘黄色,前者抄满了一年来于丹发给她的短信,后者则是她发给于丹的短信。看到这份特殊的礼物,于丹不由得激动起来,“为了一张贺卡,孩子细心准备了一年,你怎么能不感动?”
于丹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好,对其他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她的课在北师大一直广受欢迎,经常有外系学生旁听,结果自然座位紧张,本系学生时时只能站着听课,多少有些不满。这时,于丹总是细心协调,说别人是来学习知识的,应该尊重。课后,她就向学校反映,调换新的教室,满足学生们的要求。
她还曾经在北师大开设女大学生专题讲座,就女大学生关心的种种话题进行剖析。一次,讲座严重超时,她还是一一解答学生的问题,不给学生留一丝遗憾。总算回答完毕,她又告诉学生自己的信箱,结果第二天,她的信箱就被塞满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对学生的关爱换来的是学生的信任和爱戴。也就在这次讲座上,有男生起立,很诚恳地对于丹说,您什么时候也给我们男生专门开个讲座吧!我们也需要您的指导。
于丹说,跟学生在一起,她由衷地感到自己“幸福得像花儿一样”,所以不管再忙再累,她也不会缺课或调课,因为她享受跟学生交流思想的过程,“教师是一个极其奢侈的职业,学生对老师的爱太厚重了。”在“百家讲坛”讲完“《庄子》心得”,一份工作就告一段落。她将把全部精力重新投向日常教学,继续带学生去领略孔子的睿智、庄子的飘逸、司马迁的风骨、陶渊明的隐趣,并和学生一道探寻时代变迁下传媒的生存空间。(本文照片为本报记者郭红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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