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照史册的“贞观之治”，历时仅仅二十三年(627―649年)，这辉煌的一瞬，让我们引以为荣。然而，“贞观之治”的精彩演出过早地谢幕了。
一、唐太宗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固然有其直接作用，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封建体制本身固有的矛盾。随着治国的成功，在一片颂扬声中，唐太宗思想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他居功
二、贞观朝后期，臣僚的素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官员的素质蜕化，群体统治功能下降。整个智囊群体开始染上了一种随和的、顺从的、与事无争的色彩，这和贞观前期智囊群体那种勤奋、进取、直言敢谏的风气已显然不同。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少数几个重臣之中，而且朝中大臣大都恪守中庸之道，惟恐获罪而得过且过，为保全禄位而不敢多言。臣僚中的惰性也在从中滋长，曾经是生机勃勃的“贞观之治”，如今已被沉沉的暮气所笼罩。还有一部分高级官员随着官职升迁，权势增大，意志却逐渐衰退，贪图安逸，追求享乐。有人迎合太宗所好，大献殷勤，进贡奢侈品，全然不顾朝政的衰落。有人则托病不朝，安度晚年，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大臣中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腐败行为时有发生。至于地方官中，此类情况更不在少数。从君臣间相互影响的角度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贞观后期臣僚们群体素质的蜕化，是唐太宗“渐不克终”的投影；另一方面，臣僚素质的蜕化反过来也影响了太宗政治的衰败。正如魏征所总结的：“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及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謇谔之士，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朋党，谓告讦者为至公，谓强直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至于窃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诤。”（《旧唐书・魏征传》）
三、忧患意识丧失，陶醉于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政权危机。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朝爆发，遂致不可收拾。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也不例外，随着国家情况的迅速好转，他渐渐变得懈怠和荒疏了，他开始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淡漠了草创天下的艰难，走入了淫奢之途。正如魏征一针见血指出的：“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贞观政要・慎终》）基于这样的思想，他驱使兵丁，大征徭役，到处兴建宫殿、离官、别馆，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豪华。由于大兴土木，徭役不断加大，人民不堪役使，以至于砍掉自己的肢体以图逃避。这种情形，与隋炀帝的暴政，又有何异？贞观十三年，魏征针对唐太宗渐好奢纵的倾向，呈上直言进谏的名篇《不克终十渐疏》，指出唐太宗的志业与贞观初年相比，在十个方面都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变化，求治之心锐减，骄逸之心渐萌，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贞观政要・君道》）唐太宗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完全做到居安思危，无法真正坚持善始善终，一世英名晚年不保，盛世基业不克善终。
四、连年战争，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使国力大为削弱。贞观前期由于成功地推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曾被边疆各族尊为“天可汗”。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的偏执、猜疑等扭曲心态，也反映到对待周边民族的关系之中。晚年的他一方面希冀生前消除已出现的边地事端和存在于各民族中的隐忧，同时，也受好大喜功心理的怂恿，因此便连续地进行了与边疆各族的战争。贞观十八年(644年)击焉耆，十九年(645年)征高丽，二十年(646年)破薛延陀，二十二年(648年)进攻西南“松外蛮”。总之，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东北、西北、西南几个方向同时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内耗，加速了“贞观之治”由盛而衰的转化。特别是对高丽的战争，国力损耗最大，负作用最为严重，基本上把一个富庶、安宁、和平的盛世推向了乱世的边缘！（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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