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一部好的通俗小说，应该像所谓“纯文学”“雅文学”一样，要有自己的美学取向。在通俗中蕴含有不通俗的东西。美国叙述学大师华莱士・马丁说过，小说是对不存在之物的言及。就是说，小说是词与物之间的错位。那么，从这个角度说，通俗小说的叙述基本是“对位”的，它所叙述的现实就完全是“说书人”的现实。
黄世明的《关东过客》（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寄到的时候，我刚刚读过土耳其作家帕穆克的获奖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它既雅致又很通俗，几乎聚集了所有的小说元素。仔细想，帕穆克小说的成功，就在于他解决了两个问题：想象力和语言对现实或历史的穿越。而我们的小说，往往缺少故事背后的东西，缺乏想象与内在精神的灵动，写得太“实”、过于黏着生活。无论写什么，怎么写，我们还是期待叙述后面有一个精神性的东西或存在，以此作为小说的支撑点。这恰恰是我们许多通俗小说所缺乏的。我感到，《关东过客》注意到了这一点，它试图通过对近现代“闯关东人”的传奇生活的细腻描绘，抚摸远去的历史的烟尘，找寻具有方向感和历史感的情感内涵与精神力量。
无疑，这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因为通俗，因为传奇，所以使得这部小说的写作很轻松，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规约下的写作惯性。就是说，小说没有刻意地去寻找什么意义，赋予故事人物什么历史使命与重任，而是自然地呈现人物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所以，我们的阅读也就异常地轻松，没有审美以外的负担。应该说，黄世明的写作是与一段历史的一次碰撞，而且碰撞出了火花。他向我们展示了“闯关东人”在东北的一段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那个时代“闯关东人”的精神状态和历史面目。小说表现了很丰富的内容，写了日伪、满、汉、朝鲜、清末遗老、关东流民，写了那个时期的民间、风情、民俗，政治、经济、文化。一些民间生活形态、民俗形态写得非常细腻。尽管时代氛围有意被淡化，但还是对历史资源的一种接近，一种真实的运用。我感觉到，他是想以一种传奇的方式写出一段历史，一段历史生活的自然形态。尽管在这样的小说范式中不可能产生超越历史形态的叙述，但作者还是在努力生活化地进行历史的讲述。所以说，这是一部很“民间”的小说。这里也蕴藏着作者相当宏大的叙事气魄和信心。以我有限的阅读，我想，迄今还没有一部小说像《关东过客》这样如此宏阔地写出了“闯关东人”的真实生活。
还有，这部小说不仅具备了许多通俗小说缺少的元素，而且努力地越过故事情节层面，写好人物。主要是故事、人物传奇、神奇而不离奇，故事的巧合、悬念、可靠性、人物的命运化，是合乎情理的，小说的背景也相当清楚，所有的人物都很具体、很鲜明。几个主要人物，慕雨潇、花小尤、南时顺，还有那个太监阿古，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慕雨潇，是“众声喧哗”中的一个复杂人物。他与几乎所有的人物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他的豪气、江湖气以及人性的黑暗集于一身，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慕雨潇的复杂人性似乎就已经注定了他的“侠气”和骨气的神奇与传奇，也注定了他的悲剧性。其实一部小说，无论是雅是俗，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过目不忘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令人难忘的。另外，小说还有意写了一个“黄花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乌托邦”的存在，只是很可惜没有将其与慕雨潇的英雄或者理想抱负联系起来。小说的叙述结构厚重扎实。小说中主要有几条清晰的叙述链条：一条是慕雨潇与南时顺的具有民族气节的角斗；一条是慕雨潇和花小尤的情感线；再一条是关老爷、花小尤、大肚蝈蝈为“二人转”和“满汉全席”的推广、光大的努力，发展东北文化的一条线。小说极力“展示”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几条线聚合成一个浑然一体的现实存在结构。“老关东”这个叙述人的角色行使着他应有的叙述功能。作为一个年轻的“闯关东人”的形象，虽显得有些单薄，但还是寄予了作者对民族的自信心，由他来“讲述”这一段历史，使得整个小说结构充满了活力。
如果说，《关东过客》的叙述富于激情，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作者对叙述语言的重视。小说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对话，都竭力追求“原生态”，“原汁原味”地去写，努力摆脱通俗小说传统的叙述惯性，避免了日常化语言对作家的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的限制。
《关东过客》这部小说是作者“闯关东百年长卷”之一，我们期待他后面的写作更为精彩，更富有创造性，成为“闯关东人”这一历史存在的精神、文化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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