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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大厦的基础工程

2007-05-1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吴开晋 我有话说

万物复苏之春,中国当代诗坛也迎来了一件令人欣慰与喜悦之事:诗史学专家,版本目录学家刘福春,经过二十个寒暑的拼搏,终于把一部收有17800余种新诗及新诗论书目,计160万言的煌煌巨著《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奉献给当代诗坛和学术界。这不仅是中国新诗史上破天荒的创举,也是中国新诗大厦的一项基础工程。新诗从191

7年诞生以来,已走过了90年的里程,此间代代诗人层出不穷,新诗、诗论集出版了可能有数万种。这些诗集、诗论集构成了壮丽辉煌的图书长廊,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但是,它们的确切数字有多少?不同的流派,社团各有多少著作问世,这对文学史家,新诗研究家来说,是最迫切想知道的,这对他们的研究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多年来,研究家们只是凭借自己所接触的阅读范围,各自获取所需,尚缺乏总体的把握和探析。现在有了这部书刊总目,就弥补了新诗史学史上的一项空白,为人们所从事研究工作、撰写文章和著作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因而,它的出版,其重大意义可想而知。

编撰人刘福春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是具有奉献精神的学者。几十年来,他虽对当代诗坛非常熟悉,但从不随波逐流,赶风潮、赶浪头,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奔跑穿梭于全国各地,特别是各省市和大学的图书馆,去查阅收集那些时间久远的出版书目,与此同时,还和海内外华文诗界及许多民间诗社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收集最新出版的诗集和诗论集,因而使得这部汉语诗歌的新诗集、诗论集的总目中,能够跨越80余年的时光,把从1920年1月出版到2006年1月出版的新诗集、诗论集尽收入这部大典中。设想,如果编撰家耐不住寂寞或厌弃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乏味的查阅书目线索和复印各种材料的工作,这部著作就不会诞生了。同样,如果耐不住清贫,以其高超的写作能力去赶场,“走穴”或和商界挂钩投身于一些文化商业炒作中,这部著作也不会问世。作者这种刻苦、勤奋和甘于贫困与寂寞而为一种事业献身的精神,特别令人敬佩!当然,这也离不开他的贤内助徐丽松女士,她不但理解他,而且支持他。既容忍他在“所有房间里堆满了‘与新诗有关的纸’,”还帮他“联系作者,寻找诗集、诗刊,做了大量实际工作。”这对贫苦“鸳鸯”的互助互帮精神,也值得人们赞许。

该书还有一项值得一书的可贵之处,即:书前还印制了26页附有20年代至40年代最为珍贵的新诗集和诗论集封面照片,共47帧。如1920年1月上海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这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一部新诗多人集;1920年3月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这又是有史记载的第一部个人的新诗集;还有1928年郭沫若《女神》的第七版(第一版1921年8月出版),1925年9月出版的《志摩的诗》,1927年出版的李金发的《食客与凶年》,1928年1月出版的闻一多的《死水》,1933年8月出版的戴望舒的《望舒草》,1936年11月出版的艾青的《大堰河》,1947年5月出版的胡风的《我是初来的》(第一版为1943年10月出版),1943年12月出版的高兰的《高兰朗诵诗》,1946年6月出版的《任钧诗选》,1947年2月出版的田间的《她也要杀人》,1947年4月出版的臧克家的《生命的零度》,1948年1月出版的辛笛的《手掌集》,以及1921年3月出版的《尝试集批评与讨论》,1941年9月出版的艾青的《诗论》,1943年12月出版的李广田的《诗的艺术》,1944年11月出版的冯文炳的《谈新诗》,1947年12月出版的朱自清的《新诗杂话》等等。把这些新诗集和诗论集当时的面貌介绍给广大读者和研究家,真是弥足珍贵,它们的文献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由于时间和资料所限,刊物部分尚未能整体印出,自是遗珠之憾。好在福春正年富力强,资料已大致齐备,不久的将来,诗歌刊物编目自会呈现在众人面前。

总之,这是一部非常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大型工具书,其对当代诗坛和新诗发展的贡献将会载入史册。

《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刘福春编撰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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