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我应邀赴荷兰参加一年一度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其间，我结识了许多国际重要诗人，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默斯・希内、索因卡及耶胡达・阿米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但同样使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些与荷兰读者更为交融的当地诗人，他们无论是在诗歌讲坛上与我心灵的互动，还是在艺术家酒吧里与我情感
作为青年诗人的我无法抵制荷兰现代诗歌的诱惑力。当时有一位在北大读书的荷兰留学生，名叫柯雷，作为我的荷方翻译助手。1988年初，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荷兰现代诗选》，首版即印行万册，一售而空。从编译《荷兰现代诗选》的发端到现在，已经20年有余了，我已从当时28岁“不识愁滋味”的青年，变成了“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老头儿”，而当时仅22岁的柯雷也从一个“咿呀学语”的汉学生，变成了在国际汉学界颇有知名度的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语言学的首席教授。
我们谁也不曾想到，20年后的今天，《荷兰现代诗选》又得以再版。
这不是荷兰文学创作和翻译基金会的突发奇想，也不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厢情愿，更不是译者的怀旧使然，而是荷兰诗歌对中国当时诗坛的震动和其衍生的影响至今未曾消弭的自然产物。这一文化现象绝非表层，而是一个小语种与大语种文学之间的不期邂逅，东西方两种文化在各处极端背景下的一见钟情，在诗歌普遍被边缘化的国际背景下两个不同语境国家之间戏剧性诗歌对话的必然结果。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荷兰作为一个日耳曼语族中的小语种民族，近邻是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外缘是俄罗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文化列强，其文学价值只有依赖创新才能获得周边的承认，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捍卫自己文化尊严的强烈使命感，结果是虽然属于西方传统的荷兰艺术，包括诗歌，却对西方的经典艺术具有强烈的反叛甚至颠覆精神；而中国作为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有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但这种积淀又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是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是沉重的历史负担。此时，一个敢于颠覆西方经典诗歌的小语种诗歌，与承载厚重文明负担的大语种诗歌之间的戏剧性对话，其对中国青年诗人影响之深刻也就不再令人诧异了。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曾说过：“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他的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荷兰现代诗选》的成功翻译实践完全可以把他的这句话更改为“诗歌就是翻译中保留的东西”。海峡对岸的台湾诗人也看到了这本书的价值，他们一直在谋求着《荷兰现代诗选》繁体文版在台湾的出版，这一愿望已经于5年前变成了现实。
不要忘记，20年前的荷兰与中国很遥远。那时，我每一次与荷方友人通话，都要精心算好国际时差，要乘公共汽车一个小时，跑到北京唯一可以打国际长途的西单电报大楼，填写完烦琐的登记单后，要等上若干小时才能接通电话，而结果又常常是通话人不在；即使找到人，每分钟100元的电话费（每次至少十分钟），又使当年月工资300元的我（高于城市人的平均工资）心疼不已。
而20年后的信息时代，荷兰与中国是近邻。
近邻见面，不会热烈拥抱，而往往是会心的一笑。
《荷兰现代诗选》马高明、[荷]柯雷编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