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给我总结了两条,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加起来就是‘自由散漫’。我还就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2007年5月11日下午5点半,一阵急雨过后的长沙马坡岭空气沁人心脾。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一座简易的小体育馆内,一群长者分为男女两队正进行着软式排球比赛
体育馆里,人们的叫好声、欢笑声响成一片……
那位男士,就是77岁的袁隆平――从小心身活跃。
回溯1939年的中国,山河沦陷。8月的重庆,笼罩在战争的阴云里。无论白天黑夜,不时会响起日军飞机空袭的警报,靠近长江岸的龙门浩小学经常上不成课。随家人逃避战乱来到重庆的四年级小学生袁隆平(小名二毛)不愿蹲在防空洞里,常常溜到长江里去游泳。
他在长江里越来越自由舒展、得心应手。游累了,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或者和小伙伴们在草丛中捉迷藏、逮蚂蚱。到了高中,袁隆平曾夺得过湖北省体育运动会男子自由泳第二名。他笑着告诉记者:“同学们给我总结了两条,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加起来就是‘自由散漫’。我还就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袁隆平的学生谢长江却对记者说:“半个世纪以后回头看,恰恰是这个可爱的缺点,成就了袁老师。”
“幸亏我猛醒得早,如果老把自己拴死在一棵树上,也许至今还一事无成呢。”
亲近大自然的童年经历,给了袁隆平自信、乐观、开朗的性格;那与生俱来的“叛逆”、不服输的个性,也促成他在后来的研究中不迷信传统权威、最终确定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
上世纪五十年代,袁隆平所教的农业专业课大纲规定,只能向学生传授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
根据那些理论,在湘西安江农校教书的袁隆平进行无性杂交、营养培养、环境影响等试验,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果然,地下长出了马铃薯,茎上结满了西红柿。可是,嫁接出来的种子却不能把上一代的优良性状遗传下来。试验失败了,袁隆平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他对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袁隆平专门利用暑假来到中国农科院图书馆研究外文资料。那时候,奥地利生物学家孟德尔和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被认为是“反动的、唯心的”,大加批判。袁隆平却从外文资料中获知,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生产实践中也取得了明显效益,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就只剩下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技术尚未取得重大突破。
袁隆平被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深深吸引了,他决心按照这一学说去进行新的尝试。如今，回顾这一坎坷经历，袁隆平感慨地说：“幸亏我猛醒得早，如果老把自己拴死在一棵树上，也许至今还一事无成呢。”
他突破了传统权威学说的束缚，从此踏上更加广阔的探索之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迈出这一步，所承担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
“科学家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同样必须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恪守科学道德，只有这样，才配当一个科学家。”
“威优49的后劲不足，抗谱（稻瘟）不广，加上碎米率高，因此不宜作主栽组合大量发展，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供大家参考。袁隆平1986年8月16日”。
2007年5月11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小林给记者看了这张写于21年前的便函。
“威优49”是当年袁隆平育成的杂交早稻新组合，湖南日报就此在头版头条、以大标题刊登报道《杂交水稻的一颗“明星”》。那年8月，湖南省粮油生产局正准备在长沙召开以威优49为主的早稻生产总结会，而课题负责人袁隆平却担心自己培育的这一新品种的弱点被别人忽视，专门写了这封便函，让参会的邓小林带到会上。
“1986年的袁隆平，已是世界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他却毫不掩饰自己最新科研成果的缺陷，这一举动感动了当时所有参会的人。”
袁隆平不久前说过这样一句话：“科学家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同样必须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恪守科学道德，只有这样，才配当一个科学家。”
坦诚是袁隆平恪守的准则。
2002年2月26日，袁隆平应邀到武汉市矫口区与中小学生面对面交流。一个中学生说，他看到过一篇报道，说袁爷爷累倒在稻田里还不放弃研究，非常敬仰。袁隆平连忙澄清：“我从来没有在农田里累倒过，这是那个记者夸大的；一个人累倒了还不休息，这不值得提倡。”
2004年10月的一天下午，袁隆平应邀为依阿华州大学师生作了题为“中国超级杂交稻研究进展”的报告。经久不息的掌声过后，依阿华州大学校长请学生们提问。
有一位中国留学生问道：“我们想知道，您从小就喜欢农业吗?”
袁隆平笑吟吟地答道：“小时候，我很贪玩，对感兴趣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且考试得高分；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只求三分好，能及格就行了。至于学农，缘于一次偶然的机遇。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老师带我们到一个私人园艺场去参观。我看见树上的桃子红红的，葡萄一串一串的，花很漂亮。那时，我看了正在上演的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影片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葡萄什么的。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我感觉确实是田园美，就想长大后学农了。如果那时老师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去看，又苦又穷又脏，那我肯定不会学农了。”
台下一阵大笑，为这位世界闻名的中国科学家的坦诚和直率而叫好。
“我之所以能在杂交稻上取得成功，是妻子用理解和柔情铺垫的台阶。”
茫茫苍穹，漫漫岁月，求索的路上，多想牵上，一只暖心的酥手。穿越凄风苦雨，觅尽南北东西，蓦然回首，斯人却在咫尺中。
这首深情而优雅的小诗，是袁隆平写给妻子邓哲的第一封求爱信。邓哲是安江农校59届毕业的学生，袁隆平教过她们班的课。不过，他们谈恋爱却是在1963年，那时邓哲已工作，在离安江不远的两路口农技站当技术员。小诗写出了袁隆平内心的细腻与柔情，让邓哲耳热心跳。
1964年农历正月初五，黔阳地区举行职工篮球比赛，邓哲是黔阳县女队的队员。因天下大雪，县城没有室内球场，就选择安江农校礼堂作为比赛场地。充当“红娘”的曹老师认为这是“天作之合”，要他俩抓紧把喜事办了。
正月初十，正巧是星期六，安江农校举行了一场简朴而热闹的婚礼。新娘就穿着那套火红的比赛球衣，喜气洋洋。成家后，简陋的宿舍焕发了生机。探索的路上找到了知心伴侣，袁隆平向世界难题冲刺的信心更足了。“袁先生”，也成了以后几十年邓哲对丈夫的称呼。
“我之所以能在杂交稻上取得成功，是妻子用理解和柔情铺垫的台阶。”袁隆平曾说。
为了加快育种进度，每年冬季，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都像候鸟一样，飞向温暖的南方――云南或海南岛，在南国的水田里繁殖育种，加速试验。他们把这种与季节赛跑、追着季节走的育种方式，叫做“南繁”。这样，照顾家庭和孩子的重担都落在了邓哲身上。
可是，在邓哲心中，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她被袁隆平照顾的一次。
那是1982年除夕，袁隆平十多年在南方育种第一次回家过春节。正月初二那天，妻子邓哲因突然患急性病毒性脑炎，被送进了怀化地区医院抢救。祸不单行，紧接着，他80岁高龄的母亲也患了重感冒，在家卧床不起，岳母又患脑血栓住进了黔阳县医院。这突如其来的病魔的袭击，忙坏了本来就不善于操持家务的袁隆平。
那时，邓哲躺在病床上深度昏迷，将近半个月没有睁开眼睛，靠输液维持生命。袁隆平白天照料病中的两位老人，晚上几乎夜夜陪伴在妻子身边。看着妻子孱弱苍白的脸，袁隆平一直喃喃地说：“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一连半个月，袁隆平为邓哲抹身子、换衣服，一勺一勺地喂鸡汤；为她背唐诗，讲故事，轻轻地用英语唱《老黑奴》……也许是苍天有眼，死神悄悄抽身而退，邓哲终于睁开了眼睛，神情恍惚地看着丈夫，深情地叫了一声：“袁先生。”
一个月后，邓哲出了院，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2007年5月11日下午，在袁隆平家朴素的小园里，说话柔声细气的邓哲向记者讲述着“袁先生”疼人的一面，脸上泛起一丝幸福的红晕。
微风拂过，袁隆平家小园外的那棵香樟树飒飒作响。树下，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开心地嬉戏。邓哲告诉记者，那是袁先生最宝贝的两个孙女，一个四岁，一个才两岁半。
说起袁先生给孩子取名，邓哲又给记者讲起了故事。袁隆平和邓哲有三个儿子，分别取小名为五一、五二、五三。袁隆平说：“我家孩子是单一品种，都是雄性，要有个女孩多好！”到了第三代，他的愿望得以实现，有了大孙女又有了二孙女，两个孙女的名字都是他取的，有意义又富有幽默感：大孙女叫袁有晴，因为出生前一直不停地下雨，生下当天，却雨过天晴。第二个孙女是2005年2月18日生的，这天正好逢农历的“雨水节”，便取名“袁有清”。
袁隆平说：“这两个名字不但叫起来顺口，而且合起来有晴有清，晴就是太阳，清就是雨水，有太阳有雨水，万物自然就会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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