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话剧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里举行了第五届全国优秀剧目展演，分明具有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
在31台剧目的展演过程中，一个又一个出乎意外的好戏激荡过我们的心。这次戏剧展演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艺术期待――无论是思想展示还是艺术呈现，都提供了进一步进行理论思考的可能。
我的头一个巨大的观赏
晚上看《天籁》。全方位的好，刘晓翠不是个名角，但她扮演的朱卉琪甚为精彩。我欣赏她的激情投入，她的对自己人物的从心灵到形体的贴近与拥抱，当观众能看得到演员在创作过程中的创作的欢愉，自己也会被这种欢愉所感染。《天籁》健康、质朴、浪漫。
上边这段文字是我在一种激情的支配下写出来的。现在我可以更理性地评价这个戏的艺术启示意义。那就是以前我们曾经说过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到今天也是具有生命力的。我甚至想说，《天籁》是浪漫主义崇高戏剧的一个艺术标本。
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戏是《秀才与刽子手》。这个戏我去年十月在上海看过。这次再看，依然兴趣盎然，而且发现全场观众都看得津津有味，如果就剧场效果而言，这个戏是31台演出中最成功的之一。我曾对这出戏作过这样的评价：“《秀才与刽子手》是一个见所未见的艺术奇观，从舞台艺术的层面来说，它好像是戏曲基因移植到话剧机体之后诞生了一个新的话剧舞台形态，从而让我们对于戏剧的传统与革新的血肉联系有了新的认识。”我现在可以把话说得更明确：《秀才与刽子手》让我们对于话剧的民族化有了新的认识。借鉴戏曲艺术是话剧民族化的成功之路，焦菊隐在上世纪50年代已经开拓出了这条话剧民族化的路子，《秀才与刽子手》的成功进一步地把它拓宽了，而且证明了它在艺术呈现上的百花齐放的可能性。
这次展演有好几台属于农村题材的戏，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黄土谣》是早已有了定评与美评的。但四川人艺的《农民》、承德话剧团的《棋盘岭传》、陕西人艺《钟声远去》和西安市话剧团的《郭双印连他乡党》也都是各有特色的好戏。我之所以要特别把这几出农村题材的戏提出来，是因为它们集体“亮相”让我联想到了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戏剧家彼得・布鲁克在《空的空间》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戏剧艺术常常要面对蜕化为“僵化戏剧”的危险，而阻遏这种蜕化的有效办法是扶植“粗犷戏剧”。
在我的心目中，这几台农民戏（以及辽宁人艺的工人戏《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尽管风格各异，但都能纳入“粗犷戏剧”的范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舞台上充溢着来自人民生活深层的元气，虽然有时“粗犷”得披头散发，但却能一扫“僵化”之气，让舞台变得生趣盎然，充满活力。
在这31台戏中，演出场次最多的是《立秋》。它已经演出近三百场。《立秋》艺术创作的经验值得借签，它的推广演出的经验也值得参考。好戏演过几场、十几场就束之高阁，是文化资源的浪费，想方设法把好戏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好戏，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因为，人间需要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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