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初学写作，“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这句话便牢牢印刻在脑海里，奉为创作法宝。事实上，一个初学写作者对这句话的感受是深刻的，因为写作初期很多人都在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事情，以至亲身经历。譬如知青出身的作家多写知青题材小说，农民出身的作家多写乡村生活，工人出身的作家多写工厂，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多写高等院校或者研究所什么的。这种情况说明，作家们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于客观生活实践所产生的内心感受。
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学是为大众的”这句名言便影响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深入生活”这句话便成为作家们的关键词。例如《创业史》作者柳青先生常年生活在陕西农村，我们天津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作家杨润身同志至今常年生活在河北省平山县，写出了很多反映当代农村生活变迁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因此，我认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句话是正确的，尽管它曾经受到某些作家的置疑甚至否定。
然而，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还是比较复杂的。譬如我们多年形成的作家下农村下工厂体验生活的方式，譬如文学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都应当在我们创作实践中得到廓清，从而使我们行走在健康的文学道路上。
就个人情况而言，我还是信服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认为它符合文学创作的本质规律。二十几年的写作实践，也是我对文学现实主义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起初，我的小说创作主要取材于身边生活，大多属于近距离表现自己日常接触的事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被《小说月报》转载的处女作《看车姑娘》就是我参加工作组去工厂蹲点得到的素材。当时我是一名工业机关干部。我们通常说“深入生活”或者“体验生活”，这是不错的，关键在于我们深入生活的方式和心理是否正常。文学家应当怀着平常之心，于小见大，于平凡见不凡。假如我们抱定“深入生活”的心理去“深入生活”，时刻不忘自己是前来体验生活的作家，这就不是平常之心了。记得《庄子》里面有一则故事，海鸥尽情地落在人的头顶上，很是和谐，后来人有了机心，海鸥就不落了。我们作家每天都在生活之中，这是最为自然的“深入生活”。我以为，“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要切忌怀有“机心”。
我们强调“深入生活”，其实是为了得到第一手材料，从而有所发现，构成或者融入我们的文学作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直接生活”。二十年前我的中篇小说《黑砂》以及二十多万字的“黑砂系列”小说，都是当年我在工厂做翻砂工的生活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创作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我们深入生活无疑增加了生活积累，以生活积累促进情感积累，这也是从客现生活现实向作家主观感受深化的过程。多少年来，这个过程已经为许多作家的创作实践所证明了。
我是1981年离开工厂，1988年离开工业机关的。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又写了《最后一个工人》、《最后一座工厂》等一系列工业题材小说，也曾经受到一些好评。《最后一个工人》还被中央实验话剧院改编为话剧在京沪两地上演。然而，渐渐我觉得自己脱离了工业生活，直接的生活积累几近耗光，基本成了工业题材的“局外人”。
一个作家的写作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他往往离开了当年的生活基地，进入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这时候他可能会感到直接生活积累日见单薄，写作出现转向甚至转型。譬如许多知青出身的作家如今不再创作知青题材的小说，就是明证。于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转向描写天津地域文化的“津味小说”。我的津味小说主要反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风貌与人物。其中《赌者》、《天津大雪》等一系列中篇小说也曾经引起关注。
在我之前，津味小说不乏大家，譬如林希先生，还有前辈冯骥才。他们拥有亲历往事的写作资本。我没有经历我所描写的时代，所以根本谈不到什么直接生活积累，这就使我对“间接生活积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写自己不曾经历的年代，塑造自己不曾接触的人物，我的“天津地域文化小说”，就是调动间接生活积累的结果。我的间接生活积累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亲历人物访谈，二是阅读第一手资料。
关于亲历人物访谈，我从十几年前便自觉地接触天津老人，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了解当年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人生经验。这种访谈延伸了我的人生阅历，我称之为作家的“提前出生效应”。有时候，我恍惚觉得自己成了那个时代的人。间接生活积累，朝着直接生活积累转化了。关于阅读第一手资料，主要是人物回忆录和人物传记。这种原汁原味的文字记载同样可以使我沉入历史深处，有时感同身受，不觉成为资料里的人物角色。
这次写作长篇小说《机器》，我以直接生活积累调动间接生活积累，以间接生活积累激发直接生活积累，沿着这条工业大河上溯，心存敬畏地拜访自己的“祖籍”。通过与一个个老工人的交谈，通过对一座座老工厂的访问，我果然进入了角色，间接生活积累与直接生活积累渐渐融合，几乎难以分辨了。一个个人物鲜活起来，一个个事件生动起来，就连我自己都真假难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通常所说的虚构同样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即使创作年代久远的历史题材小说，现实生活仍然是文学创作的源泉。
我写《机器》的过程也是我对现实主义加深认识的过程。我认为，在文化呈现多样性的当下，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仍然具有活跃的生命力。
在现实主义前提下，我并不否认主观精神的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打一个化学比方，如果我们拥有的写作资源是溶质，那么作家的主观精神则是溶剂。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力往往取决于他的精神溶解能力。你有多少精神溶解能力就能消化多少生活积累。这也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现实的基本关系。我想，如果这样理解，可能就会避免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庸俗理解和僵化继承，使我们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充满生机地行走。
写作，是对自己以往人生的重新发现；写作，也是对自己未来人生的重新展望。重新发现，是指你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财富；重新展望，是指你对未来文学创作的再度打量。一个作家可以重新成就一部作品，同样，一部作品也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作家。然而，我们必须双脚站在大地上――因为大地代表着不可回避的生活。
65年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今天我们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坚持“三贴近”，讴歌新时代，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关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有待我们继续实践。
肖克凡：1953年生于天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版长篇小说5部、中短篇小说集8部、散文集2部，有的作品被改编为话剧和电视剧上演。曾获《中国作家》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以及天津市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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